1931年，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创造了"美国梦"这个词。
亚当斯说，美国梦不仅是对财富的追求，它还代表跨越障碍和社会阶层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潜能。亚当斯承认，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美国都更接近这个目标。
亚当斯的观点在当时没错，而且数十年来一直如此。当我的父亲，一个东欧难民在二战后抵达法国时，他决定接着前往美国，因为在那里，社会阶层没那么重要，社会更看重个人能力，也能提供更多机会。
但是，美国梦如今似乎遭到了破坏，部分原因是不断增加的不平等性。或许美国梦只是换了国籍，目前在加拿大或欧洲更容易找到它——今年政治竞选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把它找回来。
《纽约时报》上个月的一篇报道——作者是戴维·李哈德(David Leonhardt)和凯文·奎利(Kevin Quealy)——指出，美国中产阶级不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群，加拿大已经明显在税后收入中位数中处于领先水平。其他欧洲国家也有超过我们的趋势。
可以说，实际上的差距比文章提到的还要大。加拿大人基本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险，而美国人则需要用他们的税后收入来缴纳医疗保险费。同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提供的数据，美国人的工作时长平均要比加拿大人多4.6%，比法国人多21%，多于德国人的程度则达到了令人惊讶的28%。
加拿大人和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也比美国人长。他们孩子的死亡率比我们要低。与加拿大女性相比，美国女性因为怀孕或生孩子而死亡的几率要高一倍。此外，虽然我们的大学仍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从平均水平来看，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孩子都能比我们的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最令人警醒的是：OECD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对于16岁至24岁人口的算术能力和技术精通程度，美国在富裕国家中排名最后。
经济流动性难以衡量，但是几项研究表明，与欧洲相比，在经济状况处于底层20%的美国家庭出生的孩子，进入顶层的几率更低。丹麦儿童提升社会阶层的机会是美国儿童的两倍。
当我们的未来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在出生时被决定时，我们又回到了被我们的祖先所摒弃的封建制度。
"机会平等——也就是'美国梦'——一直是备受珍视的美国理想，"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最近的演讲中指出。"但现在的数据显示那就是个空话：美国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中不平等水平最高的国家，而且其机会平等程度也处于最低水平之列。"
虽然总体来看，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法国快。但是在美国，增长的一大部分都落入了社会顶层那1%的人手中，而法国下层99%的人都比美国下层99%的人处境更好。
三个数据点：
美国社会顶层1%的人目前拥有的资产总额比位于底层的90%的人所持的总资产还多。
六个沃尔玛(Walmart)继承人的资产总额与底层41%的美国家庭的资产之和一样多。
去年，最顶级的六名对冲基金经纪人和交易者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0亿美元，骇人听闻的"附股权益"所得税减免起到了一定作用。奥巴马总统无法为全民学前教育筹集到资金；今年为全民学前教育提出的联邦预算——这对我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只会比这六个大亨一个月的收入多一点。
不平等现象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它让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成了纽约市长，使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成了明星，还让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Thomas Piketty)成为了一个英雄人物，甚至连我十多岁的女儿有天都问我要他那本696页的大作。人们越来越强的意识是个充满希望迹象，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实施一些政策来创造机会、遏制不平等。
我们可以不再为私人飞机和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提供补贴，然后把这些钱用来投资早期教育项目，这样有助于打破贫穷的循环。我们可以减少对监狱的投资，加大对学校的投资。
我们可以征收金融交易税，并利用这笔收入来扩大收入税抵免和职业院校等就业项目。此外，正如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艾伦·S·布兰德(Alan S. Blinder)所说，我们可以给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公司提供课税津贴。
是时候让流亡在外的美国梦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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