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人英
马萨诸塞州剑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的一个专家组上周裁定，中国对稀土等金属的出口限制具有歧视性，违反了WTO的规则。从电子产品、混合动力汽车，到石油化工，稀土在众多行业中都不可或缺。如果裁定有效，中国将不得不取消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否则将面临贸易制裁。
表面看来，这个裁定似乎证明靠WTO来反抗中国保护主义的策略是对的。但诉讼上的胜利并不一定能转化成经济上的胜利，尤其是涉及WTO的时候。
2010年，中国实施了包括配额在内的一些限制措施，大幅减少了稀土出口。由于全世界90%以上的稀土生产来自中国，依赖中国稀土的外国制造商遭遇了价格冲击。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向WTO提出了申诉，称这些出口限制措施具有歧视性，是非法的。
中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由于稀土开采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出口限制是必要的。环境危害毫无疑问是真的，但WTO的专家组发现，这只是一个借口。专家组裁定说，这些出口限制措施是为了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不是为了环保。换句话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是为了给中国制造商以支持。中国还寻求降低国内稀土价格，以吸引依赖稀土的外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中国。
这个策略很管用。在一些依赖稀土的产业，比如风力涡轮机和化工行业，中国的制造商在与外国制造商的竞争中连连得手。一些外国公司需要依赖稀土制造产品，比如相机镜头和触屏玻璃，它们纷纷把生产转移到中国。
WTO的专家组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判决，但它并没有要求中国做出赔偿。WTO的赔偿不具备追溯效力，这一点是明确规定了的。因为公司把生产外包出去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们，不会获得损害赔偿金。事实上，只要中国取消了未来政策中的歧视性内容，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会得到赔偿。WTO争端解决的主要目标是落实合规，而不是为已经造成的伤害提供经济补偿。
事实上，WTO为一些国家提供了暂时违反其规定的护身符。只要违反规定的国家在合理的期限内终结其不合法的政策，就无需担心受到惩罚。
WTO的裁决没有成功地劝阻中国继续利用这个护身符，在利益足够诱人的时候，推进其他不公平和非法的政策。中国已经接二连三地在不同的行业采取这种做法，从半导体到电子支付服务。这种手段一般来说意味着，违反贸易规定的时间要长到足以允许国内的公司建立其市场地位，但同时不会引发WTO的制裁。中国随后会取消该政策，并声称自己尊重了WTO的裁定。但在这之后，要撼动中国的利益就很困难了。
要解决中国利用贸易规则钻空子的问题，似乎应该要求WTO制定更严厉的赔偿措施。但有追溯效力的赔偿并不一定对美国等其他大国有利。这是因为，它们在WTO中也会败诉。
除了简单的得失衡量——更严格的惩罚措施对中国的竞争者是更加有利还是更加不利——实施这样的方案还存在政治上的难度。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在一桩棉花补贴案中输给了巴西，因此被迫支付赔偿，政府是否会从棉花农身上把补贴讨回来？或者，政府是否会提高税负或增加赤字支出，说服美国公众替棉花农民减轻负担？
依靠WTO来反抗中国的保护主义是必输之计。美国应该利用一系列工具，确保我们的企业即使面临外国的歧视性政策，也不会转移生产。
美国应该对战略利益攸关的矿物资源进行一次综合评估。然后，在为这些矿物建立强大的国内供应链方面，政府应该扮演主要角色。这种策略的实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与此同时，还应该建立库存以防止未来有人企图利用稀土作为经济筹码。美国国会还应该加速审核减少对外国矿物资源依赖的法案。
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能否改变政府的采购政策，从而说服企业不再屈服于其他国家凭借资源优势而实施的勒索。这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企业明白，因为歧视性的出口限制而把技术和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的企业，可能会损害到自己获得政府合同的机会。
尽管法庭上胜利令人心情舒畅，但这往往是不够的。当司法体系规定的赔偿力度不足时，这一点就更加无疑。面对不公平竞争，除了诉讼之外，企业还应该制定综合方案，反抗这样的威胁。政府也是如此。否则的话，在WTO胜诉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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