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暴袭事件发生后，不少评论员甚至是主流媒体都惊呼这是中国版的911，潜台词似乎是中国也陷入了伊斯兰圣战的漩涡，美国受的苦，欧洲受的苦中国也在受，大家是一个战壕里的难兄难弟了。笔者觉得这是十分危险十分愚蠢的作法，通过西方主流媒体对昆明暴袭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标准，国人应该十分清楚的认识到厚着脸皮扮作圣战受害者去和欧美套近乎和拿热脸蛋蹭冷屁股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圣战就像瘟神，它的缘起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碰撞，细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你会了解到，在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的时代，中华文明还不够资格和伊斯兰文明碰撞。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安无事的年代，大喊自己是圣战受害者去勾引瘟神，不是无知无畏，就是别有用心。以前都怕新疆问题国际化，笔者觉得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新疆问题圣战化，这才是昆明暴袭事件背后东突势力最险恶的用心。
圣战这个词很时髦，但不要随便招惹上身，就像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不要轻易提起伏地魔一样。要懂得圣战的缘起，读读可兰经和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抗争史是很有必要的。
圣战的崛起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密不可分。穆兄会的诉求就是使伊斯兰成为政治和社会的核心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善社会的道德和物质基础，伊斯兰文明才能在和基督教文明不断碰撞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最初的穆兄会认为渐进的社会改良是实现政教合一的纯正伊斯兰社会的最可靠途径。到了1970年代中，许多激进的穆兄会分支开始放弃这种渐进改良的路线，谋求通过革命的暴力的方式推翻世俗政府，因为世俗政府的统治者们都是伊斯兰的叛徒，所以推翻他们的革命就成为了捍卫伊斯兰的圣战。著名的萨达特遇刺事件就是这股圣战革命的产物。
直到1990年代中期，圣战革命的聚焦点都在于推翻中东地区的世俗化独裁政权。这些颠覆的企图绝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这迫使圣战的领导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战略。圣战领袖们意识到这些世俗化独裁政权都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并且在积极和以色列和解，如果不断绝美国对他们的支持和在中东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圣战在伊斯兰的诞生地就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圣战的首要目标就是打击美国，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势力退出中东，彻底切断世俗化独裁政权和欧美之间的经援脐带，孤立并消灭以色列。本.拉登审时度势，在1996年发出了针对美国的圣战宣言，基地组织成为投入这股新圣战的中坚力量，拉登也从一个名气不大的Mujahideen一跃成为全球圣战领袖。
从伊斯兰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不在伊斯兰的核心地带中东终结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的压迫，不孤立并消灭以色列，圣战的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政教合一的纯正伊斯兰社会，就无法实现。圣战者的国家和种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政教合一的纯正伊斯兰社会。圣战必须是基督教文明霸权的终结者，为整个伊斯兰服务，而不是成为某些民族独立的工具。正是基于这个全球化圣战的大考量，东突分子对基地组织的摇尾乞怜才成效寥寥，拉登毕生都没有提过要把中国列入圣战目标，特别是中国还是伊斯兰大国巴基斯坦的铁哥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东突的独立诉求而牺牲中国对一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友谊。
东突分子是妾有情，基地组织是郎无意。昆明暴袭事件对圣战模式的刻意模仿似乎是东突分子一次绝望的呐喊–请把我们看作是圣战的一部分吧，请不要把我们仅仅看作分裂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某些有识之士大喊，圣战之火烧到了中国，这正中了东突分子的下怀。不怕新疆问题国际化，就怕新疆问题圣战化呀。无端端招惹圣战的瘟神，这不相当于为无路可走的东突分子雪中送炭吗？昆明暴袭事件必须是分裂运动的一部分，和圣战扯不上什么关系，中华文明还不够资格和伊斯兰文明碰撞，中国是和伊斯兰世界关系最友好的一个G20国家。
在中国，民族矛盾一旦引发悲剧，最直接的反应往往是仇恨–从五胡乱华中祭出杀胡令的冉闵，到同治回乱对汉人实行种族灭绝杀戮的白彦虎。昆明暴袭事件点燃了汉族对维吾尔族，乃至整个伊斯兰的仇恨，这种仇恨其实早就潜伏在大汉情结的深处，如果任其滋生，后果难以设想。恐怖分子所做的一切无非都是为了制造民族仇恨，这么简单的一个圈套，为什么要往里跳？不知道有识之士有没有意识到一旦中国成为国际伊斯兰的敌人，就可以把美国从恐怖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下解放出来，中国将取而代之成为被钉在圣战十字架上的耶稣。
中国断断不能钻进东突分子的圣战圈套。不管这次马航MH370到底是不是东突劫持的，都只能是以分裂为诉求的恐怖活动，而绝非圣战。
说到民族矛盾，马来西亚当年的情形和中国相比也不逞多让。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多种宗教，多种民族和谐共处的大国，马来有很多宝贵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实现中国梦需要经济的政治的信仰的平台，不同背景的马来西亚人都有一个马来西亚梦，我们也该给维族人一个触手可及的中国梦，这样才能把宏图将新疆问题圣战化的东突分子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才能维护中国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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