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治疗的陈子明
陈子明瘦了，面颊圆滑的曲线变得陡峭，这让他更显年轻与敏锐。
他为我们开门，房间狭小，椅子不够，我们坐在床上。像往日一样，没有任何客套话，他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现实的琐碎无关紧要。至于病情，他寥寥的几句——"已经扩散了"、"在等待化疗"，一脸镇定，似乎谈论的是另一个人。
这是他的一贯特质，不管处于何种境地，他的理性似乎总能战胜感伤情绪。插队内蒙时，他能咽下羊尾巴，只因他认为应该如此；他因重刑关押在秦城监狱时，坚持锻炼与读书，主动放弃放风机会，还勉励年轻一代的王丹，希望他出狱后大有作为，必须好好利用狱中时日。
在这镇定面前，我们的惋惜倒显得多余。他刚过六十岁，为中国民主奋斗了大半生，却很可能看不到结果。他住在三零一医院旁的招待所里，等待下一步通知。尽管朋友们都劝他不必受"化疗"的折磨，他的求生意志却尤为顽强。
个人的焦虑无法追问，话题自然地滑向中国。对陈子明这一代人来说，国家命运往往比个体经验更具体，他们既上山下乡，又参与国家转型。他又是其中更极致的一位，他不仅以中国命运为己任，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却很少抱怨个人际遇，似乎他是历史动力的传承者，个人感受足以放在一边。在等待"化疗"时，他正在加紧修订他的文集，电脑屏幕上正是这一章：苏共二十大后的解冻运动。
中国也有自己的解冻，但方式与苏联不同。赫鲁晓夫通过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使苏联社会惊醒，而中国却来自民间的自我觉醒。对出生于1952年的陈子明来说，1976年春天的"四五运动"是中国解冻的标志，也是他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周恩来的自发悼念，公众将积郁已久的不满表达出来，第一次挑战了既有的政治秩序，陈子明正因此进入历史舞台。
如果说广场上的大部分人是被一种朴素的情感（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忧虑）所裹挟的话，那么，陈子明与一小群青年人则是"关键性的少数"——他们对这个体制失去了信任，内心相信这个倍受爱戴的"周总理"也不过是这个需要被打破的体制中的一员。早在1975年与朋友的通信中，他就明确了这种看法——不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之间有怎样的分歧，他们却都属于同一个统治集团。他为这封信第一次被捕，幸好文革中最严酷的时期已过，他不过在看守所中呆了两个多月。
"四五"时的天安门广场，不仅是陈子明第一次卷入群众运动，也是他结识同志的场所。那一小群不安的、先知性的青年被这场运动推到了一起，他们即使没有在广场上立刻相识，也在日后对"四五运动"的平反中走到了一处，其中与他日后关系最紧密的一位叫王军涛，他在"四五运动"被捕时不过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
接下来的13年间，是陈子明人生中最畅快的时刻，历史潮流与他的个人志趣汇合了。"四五"一代的人物，很快在西单民主墙时代再度相逢，他们短暂的"被迫害"经历，变成了新的荣光，王军涛成为了团中央委员。不过，与其说这是来自他们的努力，不如说是上层政治角逐的结果，复出的邓小平需要借助社会力量来压制华国锋，意外地给了这群逆反者自由。
这种状况在1978年末与1979年初达到了巅峰，谈论政治之风盛行，民办刊物风起云涌，其中的一些还提出了匪夷所思的主张——比如一位工人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的主张，竟警告说：当时倍受爱戴的邓小平可能成为新的独裁者。陈子明也成为了一份叫《北京之春》的杂志的编委，王军涛则是副主编。这份杂志的名字来自于老牌知识分子严家祺，是回应19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那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从斯大林主义的僵化中摆脱出来，试验"人性的社会主义"，那也是个创造力旺盛的时刻，涌现出昆德拉、哈维尔等一批杰出的作家，总书记杜布切克更是社会主义开明领导人的象征。不过，《北京之春》的命运实在短暂，它在出版了10期后，也像其他民间刊物一样被迫终止，西单民主墙的辉煌也随着魏京生的被审判而终结，一批活跃分子也纷纷入狱。
不过，广义上的"北京之春"尚未结束，1980年的地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又将这热情推上了一个高峰，不安的青年人不仅能在语言上表达主张，还能站出来成为民意代表，这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新鲜事——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共产党撕毁了所有当政前的"民主承诺"，还让全中国陷入了万马齐喑的状况，如今，缝隙似乎又打开了。陈子明成了所在化工学院的区人大代表，王军涛尽管在北大区落选，却掀起了一阵热潮，而他们共同的朋友胡平以高票当选，他在一年前写作的《论言论自由》以洞见与深刻震惊了很多人。
不过，当选并不意味着春天会转变成夏天。这些新鲜出炉的人大代表不仅发现自己无政可议，还面临着个人前途的考验。是的，一个极权政体已然松动，但是国家仍占据着绝对的资源，倘若没有政府许可，你不能找到一份工作、或是在一个陌生城市找到夜晚可居住的旅馆。当选人大代表的胡平很快发现，他要等上两年才能分配到工作。
陈子明决定走另一条道路（这是半主动、也是半被迫的），他放弃了直接对抗，也没有进入体制内，他要寻求非政治性的抗争，在体制外寻找一条道路。一直到1989年之前，他的选择尽管不断遭遇挫败，却一直前行，且不断拓宽。
这也是陈子明一生最兴奋的时期。他先是创办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与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又出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这个研究所出版的《经济学周报》的总经理。如今丝毫看不出这些机构的显著之处，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它们仍必须从属于某个国家机构，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市民空间的开创者，像是企业家、政治人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体。
在1980年代的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要么投入体制怀抱、以改革派自居，要么过分执着于抽象的道德与知识，但陈子明与他的同伴们却在那时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们创办市场导向的出版机构、函授教育、民意调查机构，为地方政府提供咨询，甚至与宗教界合作。
尽管中南海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从未停滞，改革的步伐亦走走停停，但整个八十年代的气氛却是向上、充满希望的，陈子明与他的同志们也常常被当作八十年代兴起的社会力量标志，他们不仅塑造了社会，也赢得了商业成功。但是，这一切到1989年的夏天嘎然而止……
一直到5月中，陈子明仍相信运动是暂时的。在社经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内部的会议上，他给情绪高涨的同事们泼冷水。他说胡耀邦值得敬重、却远没有那么崇高，他也说街头的学生让他感到另一种悲哀——"四五运动"过去了13年，街头与广场似乎还是唯一的表达方式。在知识界的几次重要的签名中，他一次也没参加。他期望通过克制与审慎来守住"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这个难得的平台，他们已成功地在政府改革派与民间反对派、商业实践与社会理想之间搭建了平台，他渴望政治变革，却相信要通过这种渐变的方式。在一次与香港记者的谈话中，他期望能把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
但当广场学生开始绝食后，整个北京被笼罩在一种强烈的悲情中，这种审慎变得可疑、难以维持。1989年的夏天似乎注定慌乱，在日渐嘈杂与悲壮的广场上，只有激进的声音才能赢得追随，中南海内的强硬派也占据了上风。他与王军涛、包遵信、刘刚等人创建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试图创造出某种缓冲地带，却与很多试图做出类似努力的人与团体一样，最终发现中国像是一台刹车失灵的机车，不管各方如何努力，它还是冲进了血腥里。不管披上了多少改革的外衣，这个政权的残酷性从未改变。
逃亡与清算也随之而来。陈子明发现自己与王军涛及方励之、严家祺、万润南、苏晓康、刘晓波、包遵信、陈一咨等背景与身份迥然不同的人（这些人也都曾力图缓解激进化倾向，至少他们日后的回忆都是如此），都成为中共宣传机器描述的幕后"黑手"，他们与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恰成对照。这是共产党最钟爱的罪名之一，它不相信人民有自主意识，一切都来自阴谋与操纵。
出人意料的是，逃亡未遂的陈子明与王军涛成了所有人中被量刑最重的人物，整整13年。这似乎是对他们常年的反对经验的清算——他们可不是1989年突然出现的，13年前就已是异端，他们也不隶属于党内的改革派；这也是对组织的警惕——他们不是孤立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者，从函授大学到出版业务，社经所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聚拢了一大批知识青年。
13年的刑期没有服满。北京急需修复与西方的关系，这些政治犯则成为了中美政治角逐的棋子。这也是充满荒诞的一幕，一个国家依靠逮捕或释放自己的公民来与另一个国家讨价还价。王军涛被强行驱逐出境，变成流亡者，而陈子明或在监狱或在家中进行内在的流亡。他未完成的目标——不管是民间办学还是民意调查公司——都有了继承者，在"六四"后的政治肃杀中，商业与市民空间却迅速增长。但这新空间既给予人们更多自由，也同样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想象力。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陈子明希望"政治为灵魂，商业为手段，文化为形象"，而如今商业变成了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消失了。他失去了80年代的行动空间，陷入了孤立，这困境却让他的思考更为清晰，信念更为执着。他更加明确体制外力量的重要性，要建设有责任的反对派，不能仅仅停留在异议者的层面。他也戳破了中国民主化过程的关键，它不再是启蒙，而是关键少数的行动——"最需要的不是民众的教师，而是民众的榜样，不是民主的教士，而是民主的战士……做一名民主战士，必须具有超越经济理性的个人价值目标，或者具有格外的自信。"
可惜，即使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也看不见，或选择没看见。他们受困于政权的压制与公众的普遍漠视。我与陈子明仅有几次短暂的见面。除去知道他是个重要的异议者（到底怎样重要，却也不知所以），偶尔在英文媒体读到他对时局的评论外，对他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与我认识的很多的异议者不同，他身上没有刻意的戏剧性，从不主动谈起过往，他总微笑着坐在餐桌旁，很少占据谈话的中心。只有在一次前往他家拜访时，他才多少动情地谈起80年代的往事、他的监狱生涯、他对"四五"一代历史意义的反复强调——这是他身份的最重要意义的来源。很可惜，20世纪的中国历史总是逆向淘汰，当陈子明执着于他这一代人的启蒙特性时，这代人中的启蒙者大多被驱逐或陷入沉默，掌权者却是另一批反启蒙者，他们要重温的是文革中的绝对权力与意识形态。
在翻看他私自印刷的12卷文集时，我深深为他的学习能力、他的崇高感到震惊，倘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他本应是Brookings（布鲁金斯学会）或RAND（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的创建者，游走在知识与权力之间，不断为一个社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在缺乏中间地带的中国社会，他只能变成"异端"与"黑手"。
经历了"四五"运动的陈子明深深感觉到历史经验的断裂，这些年轻人丝毫不知道昔日的抗争，这也正像是方励之的感慨，他这一代不知道延安整风时的可怕，他的下一代又不知道右派的遭遇，当天安门一代兴起时，他们甚至不知道西单民主墙的事迹。正是这种集体失忆让极权统治不断延续，每一代人的抗争都无法变成建设性的遗产，每一代人不断重复性地努力，最终发现，他们不过重复了上一代的既有经验。
在网络上，我看到了陈子明前往美国治疗的新闻（他的顽强生命力不会轻言放弃，在拒绝离境多年后，他前往了美国），他的老朋友胡平、王军涛都出现在照片中，这是"北京之春"一代的再聚首，他们都曾在某个历史关头挺身而出，鼓舞了无尽的希望，但历史方向常与他们期望的相反，他们陷入被禁锢与流亡的境地。如今，他们激动的舌头失去了话筒，身形苍老，他们却代表了被压制的记忆与努力，终有一天，这记忆会再度照耀曾漠视他们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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