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信報 2014年2月27日
愈來愈多的事例顯示，特區管治集團提倡「港陸融合」，除了讓他們自己經濟上得益，並因執行北京有關政策而得到獎賞之外，香港社會和不少香港人得利不多而損失相當大。港人利益，無論是物質還是非物質的，很多方面都在中門大開的情況下，受到嚴重威脅。此中，筆者提出兩個特別值得港人擔心的：大陸的賄選文化、涉港陸政經集團利益的針對人身暴行。
衡陽集體賄選案
香港和大陸接壤，所以什麼都容易連通。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無怪當年從這邊過去的，不外是「香風臭雨」，擋也擋不了，而現在從北面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港域的，若不嚴加管制，亦泰半都是有害物。
「沙士」從那邊過來，本地馬上變成疫埠，死人三百，全城惶惶然不可終日。中共官僚腐敗成風，此間廉署最高層亦失守。陸人那種「購如不及、猶恐失之」的一窩蜂習慣，透過「自由行」，翻轉半個港九。下一波從北面吹下來的風土病，很可能就是那嘆為觀止的賄選文化，因為香港的選舉制度，正迫着得盡快和大陸那邊接軌（「普選不等於直選」既已申明，大陸地方底層人大那種「有篩選的普選」便是北京既定的香港政改目的）。
大陸的各級人大，除了由黨提名並委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其餘都沒有什麼立法和監督實權。結果，「選舉」很大程度變成各地黨政圈圈裏頭的權貴攤分名銜的遊戲，而人大身份，則變成與黨政官員、國企高管拉關係的通行證；很多代表拿着分得的銜頭搞貪腐。「很多」，指多少呢？
最近湖南衡陽爆出市人大集體賄選案，原因是有人繳了賄金選不上，對家卻不退錢，於是鬧上互聯網，不料愈揭愈多，最後發覺529名市人大代表中，竟有518人（98%）收受賄款，幾乎「全軍覆沒」；市領導沒面子，五百多個代表要全部「勸退」（而已！）。市之上一級（省）人大當中，亦有56人涉案。所涉賄款，金額之大，難以想像：僅這一次改選，揭出來的直接賄金，便達1.1億元人民幣。賄金除了用來直接買選票，大部分是用來疏通高層黨政官員的「提名費」、「助選費」，幾百萬元一手，幾乎是公價。出了這種錢，你道是為了取得機會代表人民發聲、為人民監督政府的麼？體制裏的權力愈集中，賄金愈是本小利大；連本帶利，是次涉及的賄賂總額，還不知會是1.1億的多少倍。
衡陽不過是湖南一個二線城市，人口727萬，和香港差不多，但市人大代表就有五百多個（幾乎是香港立會人數的八倍，相當於美國國會兩院議員加起來的總數），但都是沒實事可幹的，代表們坐在那裏不貪腐幹什麼？
「德不孤、必有鄰」，如此衡陽，並不罕有。據《文匯網》報道，「衡陽的情況跟（不遠處的）邵陽一模一樣」、「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賄選問題在山西的太原和聞喜，安徽的巢湖，廣東的清遠和韶關，浙江的松陽、上虞和樂清等地屢現公開披露或舉報」（這個《文匯網》報道，乃此事件至今剩下的最權威消息；絕大多數大陸各地媒體的原來報道，和香港《大公報》的一樣，已經下架，只能用《新華社》的稿代替，但《文匯報》昨天還企硬。見）。
《文匯網》及類似的報道，還透露了一個訊息：習近平聽到有關滙報，火光得不得了，連續六問：「衡陽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習如此感到意外，原因不外兩個，其一是，此君雖號稱「有從地方到中央的完整歷練」，卻低能得絲毫不諳「黨情」，所以聽到民間早已習以為常的事，也大吃一驚；其二是，他並非特別「離地」或阿斗，賄選腐敗這碼事早就十分熟悉，只不過在滙報會聽到了，不能不在眾人面前故作震怒，假惺惺一番。其實，假如不知問題嚴重、是結構病，而病根就在黨內高層且早已一爛到底，那麼，他搞的什麼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不過乃是一種裝腔作勢的奪權手段而已。
人民幣1.1億元的賄款，在大陸其實不算什麼。上周另外傳出，全國政協「美女委員」、官二代劉迎霞涉「周永康案」出事，委員身份吊銷了。此姝出身解放軍，2011年的身家已有十多億，胡潤榜排45，女富豪榜排第8；2002年，她還是一個中石化投資項目的三個牽頭之一，投資額一筆也達1100億。這位中國的「1%」，剛巧和筆者最近提起過的美國的一位「1%」、WhatsApp創辦人之一Brian Acton同年，彼此積聚的個人財富都令堅尼系數上升，但人家有的是貢獻，試問這位軍花對國家對世界貢獻了什麼？香港說不定也要步大陸後塵，最後愈來愈多選出這類「有廣泛代表性」的富豪坐重要位置。
大陸對待傳媒的暴力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遭兇徒施襲，性命危殆。沒有「證據」指那是統治階級黑惡勢力的滅聲手段，但如果從兩年來一連串襲擊非建制媒體高層的事例看，背後隱然有某種政治動機。這是否又是一種來自大陸的風土病呢？
媒體在開放社會號稱「第四權」，但專制社會不承認這個權，因為專制權力是一元化的。人大前委員長吳邦國、前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都有過類似的名言：「要築牢抵禦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等各種錯誤思想干擾的防線」；三權鼎立不能容忍，何況那喜歡說三道四的第四權？「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對媒體及傳媒人施行的，是政權暴力，一切不聽黨領導人的話、不按黨領導人的指示辦事的傳媒人，下場都特別淒慘；反之，就能化險為夷、飛黃騰達。最好的一對例子就是鄧拓與吳冷西。
鄧拓在五十年代初是《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1956至57年間，因為反對毛澤東的經濟冒進和反右運動，數度把毛的文章扣起不發，終於在1957年遭撤換。1961年起，他在《北京晚報》副刊寫文章，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批判當時的浮誇風；後來又寫了《為李三才辯護》，借明朝東林黨事件中的一個角色李三才為彭德懷辯護。文革初，遭姚文元、戚本禹指為反黨叛徒，隨即自殺。1957年繼任《人民日報》總編職位的吳冷西，則是個懂得逢迎毛澤東的黨棍，事業一帆風順（廣東人，文革後八十年代初還當過廣東省省委書記）。
「改革開放」之後的今天，大陸各級權貴對待中外及香港媒體人的手法，愈來愈下作，動用黑社會、僱打手已成為常事。2011年，「地溝油」事件裏，河南洛陽記者李翔遭亂刀砍死。採訪上訪戶、異見分子的中外記者遭黑社會、便衣毒打，更已成為例牌，港人見慣不怪，因為那種現象，已經傳入香港。
兩年來，我們看過黑社會組織出錢買人參與政治活動，看過深圳註冊的社團指揮香港的一些親政府示威，看過武打團體在公眾地方演習威嚇群眾，看過暴徒光天化日再三向媒體人施襲；這次對劉進圖的襲擊，更有明顯的致命意圖。時光猛地倒流四十餘年，香港忽然又回到1967年左派暴動、商台播音員林彬遭親共分子燒死的那個處境。
這一切，都恰巧是在梁振英當上特首之前之後發生的，而且愈來愈厲害。沒有證據清楚顯示梁政權直接與這些邪惡親共力量有關係，但他以親共背景上台，無形中壯了那些力量的膽，有關的行動遂更加肆無忌憚，那是很自然的事。
筆者多次強調過，今天的香港社會和香港人，依然無法承受一個深紅特首；中共縱容他及他背後那夥激進派上台，現在進退維谷，香港的管治和社會政治質素卻不斷沉淪。稍為理性一點的左派也知道那是香港社會進入動亂的前奏，北京卻還在不斷在政改等敏感方面給港人上螺絲打壓。
然而，筆者也認為，近日的《明報》內部調職、昨天的劉進圖遇刺事件，不一定是純粹特區內部政治事件，而可能是與某些跨港陸政治集團的經濟利益有關。大家記得，不久前的新聞報道說，《明報》有成員曾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組織活動，幫助調查和揭發大陸太子黨家族的大量海外經濟活動。《明報》內部調職事件，梁慕嫻認為直接與此事有關——報館受壓，不得不有所反應（見）。按此方向，我們或可再作如下推理：有人可能認為劉進圖知道的太多，調職也不能夠保證阻止消息的進一步流出，於是有必要下毒手。
如果是這樣，特區政府警察有膽量有能力去追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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