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7日
对话人物：
兰世立，1966年6月生，中国东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原中国最大的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总裁。曾为湖北首富。2010年4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
对话动机：
2013年8月，《福布斯》湖北首富兰世立服刑3年9个月后出狱。
兰世立入狱前被认为是"张扬高调，桀骜不驯"的明星富豪，因为东星航空停飞罗生门，兰的商业帝国分崩离析，本人锒铛入狱。
此后，他在监狱内写出遗书，监狱内举报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一直为自己的官司和东星航空破产案鸣冤叫屈。
但在出狱后这半年里，除开不久前因为官司短暂面见媒体，兰世立一直保持低调。
服刑四年，他有何经历?
东星航空煊赫一时，随着兰被控制，东星航空随即被破产清算。超百亿资产化为乌有。他如何反思当年的东星败局?
作为曾经的湖北首富，他又是如何思考未来?
17日，兰世立首度直面媒体，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
新京报首席记者杨万国 湖北武汉报道
数年前，兰世立去法国出差，他一定要住18万元人民币一晚的巴黎四季酒店。这一次，兰世立住在湖北省高院附近一个没有星级的小酒店里。
一个标准间，也兼做他应对19日将在湖北高院开庭的东星融众股权质押融资纠纷案的办公室。
17日，兰世立扎着衬衫领带，一身深色西服正装。在指挥着十几个员工办理各种起诉材料。有的员工是东星留下来的老人，有的是新招聘的生手。兰世立在电话里耐心教生手怎么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挂了电话，他苦笑着摇摇头。
入狱前，他留给公众的形象则是独裁专制，雷厉风行。
兰说话依旧语速很快，喜欢辅以手势。和新京报记者四个半小时交谈中，兰神情高度专注，始终微笑，偶然流露出一种小个子特有的狡黠和调皮的表情，叙说东星败局，仿佛在说一件他人的事。
他说，07年有个企业家聚会，大家写各自的墓志铭，他写的是：庆幸这辈子没干过一件后悔的事。
"如果现在还要我写墓志铭，还是这句话"。
1.谈狱中经历：举报袁善腊是迫不得已
新京报：你出狱这半年来，一直很低调。主要在做什么?
兰世立：主要是陪家人。拜访朋友。我在狱中这些朋友给了我很大支持，希望向他们致谢。另外也征求这些企业家朋友的意见，我未来的路怎么走。
新京报:有无具体的目标了?
兰世立：有，肯定有。但商业上不方便现在透露。到时一定让关心我的人大吃一惊。
新京报：去年民营航空业国家又开放准入了。在这个行业你栽了这个大跟头，还会进入吗?
兰世立：一切皆有可能。我快从监狱出来时，就想了两条路：第一条，退休养老。第二条，继续干，复兴东星。
现在我已经选择了第二条路。
新京报：服刑期间听说你一度病危?
兰世立：是两度。
新京报：你是被判刑的犯人，为何还要在监狱里举报原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
兰世立：我是迫不得已。当时我在狱中情况很糟糕。被严管。有12条禁止，取消了一般犯人的权利。期间我两度病危。当时心跳只有30多，血压降到40多。9个月靠打盐水和葡萄糖维持生命。
你想我一个犯人和高官斗岂不是以卵击石?被判刑后我就开始忍了。但后来我是无法生存了，只能拼死一搏。
所以我写了遗书，向有关部门做了举报。之后，我在监狱里面的境况就好很多了。
新京报：湖北省纪委已经做出调查结论，认为袁善腊没有问题。你还会继续举报吗?
兰世立：此事还须再议。我现在要集中精力打官司，拿回属于我的资产。未来东星的事业还要发展，现在没有必要浪费精力搞江湖恩怨。
新京报：狱中主要做了什么?
兰世立：我进监狱就一直在申诉。监狱里申诉被受理可能性很小，但我很快就被受理了。然后是学习法律，研究我到底有没有犯法。
我现在是被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刑的。但这个罪是个结果罪。要有三大要素：欠税，转移隐匿资产，人找不到了。我是欠税了，但这是个民事问题。我公司账上当时还有2个多亿现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还出了证明，证明我的公司钱是够的，不存在缴不上税。而且后来我的税缴了。但还是被判了。
新京报：对此案有无打算申诉?
兰世立：还是上面那句话，此事再议。
新京报：听说你服刑期间，王石去看过你?
兰世立：王石去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主要是精神上的鼓励。
王石说，他代表中国企业家群体来看我。他说，你的事，公众都知道，你的经历是一种磨难。也是财富。我们都支持你。未来会继续支持你。
2.谈企业经营思路：我不是一个财务激进的人
新京报：服刑前，你曾在一些创业培训班上表达你的经营理念：有一千万就做一个亿的事情，有1个亿，就要敢做100亿的事情。从外界分析东星破产的肇因看，很多人也认为是你的财务非常激进造成的。你现在回头看，有无反思?
兰世立：我强调的意思是，企业家要敢于做大事。但我在具体财务上并不激进。东星航空负债率很低。航空公司都要租飞机，东星航空除开有4个亿的应付账款，并没有什么外债。我现在出来了，你看我是不是债务缠身?
新京报：怎么证明你财务不激进?
兰世立：我在湖北做东星，18年不倒。如果激进，会做到18年，一步步发展大吗?当初我修纸贺收费公路，派人24小时在路上计算车流量，那是东星当时最大的一笔投资，我非常谨慎。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当时公司飞港澳的线路一个飞机上没有几个人，你还坚持要飞，要上规模。烧钱很厉害。
兰世立：航班偶然出现上座率低是正常的。任何航空公司都有出现。但东星当时综合的上座率是很高的。可以达到70—90%。
新京报：还有消息说，你并不听请来的航空行业高管的意见。独断专行，自己设计航线。也是造成经营困难的因素?
兰世立：我聘请的航空业高管都是管机务和运行的。公司市场，发展这些是我亲自在做。东星当时的航线设计是非常合理的。我们9架飞机，分别从武汉，郑州，广州三个地起飞，搭配合理。
东星第二年就盈利，全世界也没有。如果是我经营不好，高盛愿意拿一个亿美金进来入股?这样的顶级投行，都是要拿数据说话，拿业绩说话的。
还有谣言说我不懂航空，硬把飞机刷一遍紫色油漆，增加了十几吨油漆，加大了飞行耗油量。这些可能吗?我的飞机都是新的，出场就刷成紫色，不是我在白色底色上刷的。而且刷一遍油漆有十几吨吗?
那些谣言都是我进去后，一些人编造的。造成一个东星经营有问题的故事。然后让央企来接管东星。
新京报：你曾公开表达自己的经营理念，老板独裁，股权单一。有利于高效决策。现在遭遇这一系列挫折，有无改变?
兰世立：不会变。我独裁，要看员工接受吗?如果大家都接受，公司做大了，有什么不好?就像新加坡那样，大家接受，有什么不好吗?
至于股份情况，中国自古是一个人挑水吃，二个人抬水吃，三个人没水吃。我的理念不变。
新京报：听说，你在狱中时，你的家人曾为东星进入航空这个烧钱很厉害的领域后悔?
兰世立：那是误传。我的家人没有后悔。我也从不后悔。如果还能重来，我还会重新原路走一遍。
新京报：不害怕再次被抓，再次破产?
兰世立：东星案有偶然因素。就像我们走在路上会被抢劫一样。不能因为会被抢劫就不上街了。
回头看，如果能重走一遍，我还可以原路重组，我一直不认为是我的经营出了问题。只不过要小心避开抢劫的。
3.谈东星败局肇因：这是个偶然事件
新京报：你刚说东星破产有偶然因素，怎么说?
兰世立：东星最困难的时候是08年。当时国际有金融危机，国内遭遇冰雪灾害，旅游业受到很大影响，而房地产也很低迷。东星集团旗下主要有三块业务，分别是东盛房地产，东星旅游和东星航空。这三块业务都受到了较大影响。资金很紧张，所以找到融众资本投资集团借了高利贷。当时是以东盛地产全部股权质押借款3.15亿。约定10个月分6期付款给我。但是融众付了8000万后就拒付。
不得已对方介绍中航来武汉，商谈中航入股，收购东星。
当时高盛1亿美元收购东星25%股份。国家7部委批了一年。到08年11月，已经批下来了。但后期组建合资公司，各种手续起码还需要半年。所以，我说以高盛出资为底价，中航来谈也可以。
但中航评估后出价一块钱收购东星。我怎么可能答应?
09年1月，东星盈利1100万，2月盈利了1700万。当时航油价格已经降低了一半。房地产也全面复苏了。东星困境已经挺过了。所以我拒绝了收购。
但中航入主武汉，投资50-100亿，在武汉建基地，开通直飞纽约巴黎伦敦航班的故事已经被市里的人包装给省市领导了。收购东星是非做不可了。我拒绝后就被抓了。
新京报：有分析说，你的航空公司线路，飞行员什么的，对国有航空公司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中航承担债务之后的收购方案也是合理的。
兰世立：航空公司的价值更大的一块是飞机。08年我有28架新飞机了。这可是178亿的优良资产。
新京报：有人说东星盈利都是用东星旅行社的收入做账的?
兰世立：这又是造谣。东星航空所有票务销售本来就是通过东星旅行社。我没有必要自欺欺人。
新京报：还有说你的飞行员都发不了工资。担心飞行安全隐患，这是东星被停飞的主要原因之一。
兰世立：航空公司员工工资成本只占3%。我全部的员工工资一个月400多万。但东星一天的收入有1600万。我被抓那几天，公司账上还有2.2亿现金。我可能拖欠工资吗?
新京报：那为何资金链一度如此紧张?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房地产低迷等宏观原因，但也应该备好不时之需。你的风控是不是松懈了?
兰世立：宏观环境是谁也无法抵抗的。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我新进了4架飞机，机组配齐，只等飞起来。但国家相关部门就是不批，导致我的4架飞机白白在法国晒了半年太阳。租金照付，机组养着，仅此一项，我就被烧掉了2亿。这是相关部门对民营航空的政策出现变化造成的。仅这一条就能搞死我了。
新京报：1997年，你创办武汉东宫，西宫两家餐饮企业，也遭遇了当时的整顿公款吃喝的廉政风暴。两个企业次年关闭了。当时挫折也不小。这次遭遇的挫折，也有大环境的因素。两次挫折，有什么感想?
兰世立：97年整顿，四菜一汤，我餐饮倒闭了。08年是全世界的危机，神也躲避不了。但如果没有创办东宫，我还是武汉电子街上一个卖电脑的。如果没有东星，我能有现在的地位?有全世界的知名度?所以，人生的选择总是有利也有弊。关键不是我自己错了，那么选择就没有遗憾。
4.谈政商关系：今后会离一些官员远一点
新京报：更多的分析认为，东星失败的命运在于你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
兰世立：如果我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把领导都得罪了，我能四抓四放?说明政府里面有很多公正的领导干预过我的事情。
如果我不懂处理政商关系，我能在武汉18年，一步步把东星做这么大?如果没有人帮我说话，我只怕死得更惨。
你要知道，在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
新京报：有人说，民营企业家要和政府谈恋爱，但不要嫁给他。在你看来，怎么把握政商关系的界限?
兰世立：我认同这句话。民企首先要讲政治。但是不能突破底线。这次我出来后，也反思，离某些类官员要远一点。宁愿少赚点钱，少打交道。其实你不找他，他也不找你的。帮你还是害你，都是熟人间才会发生。有因有果的。
新京报：有报道说，你在公开场合批评湖北投资环境不好，得罪了省领导。
兰世立：那是误传。当时省里主要领导召集民营企业家开座谈会，听取对湖北的投资环境的意见。我就说了，湖北投资环境的一些问题。领导说，我们对你不错了啊。我说，湖北的大环境还不够好，如果都能有像您这样的理念，那就好了。领导刚调来湖北，你说我这样老实说话有什么问题?
新京报：但我看到你确实常在公开场合批评湖北落后。不担心领导不高兴?
兰世立：本性所致，无法改变。在我看来，批评湖北，是希望湖北更好。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否则我怎么会做这么大。
新京报：柳传志说，企业家在商言商。但也有人批评柳传志。认为企业家还有更多的社会责任。你怎么看?
兰世立：我认同柳传志。那些批评的人偏激了。企业家最大的责任就是把企业经营好，创造利润。创造利润越多，为社会创造的福利就越多。现在东星倒闭了，你去了解一下武汉出境游价格翻了多少倍?
新京报：据说你当年最善于给东星员工描述梦想。现在再描述一个?
兰世立：我昨天给员工开会，八个字，复兴东星，超越过去。我们不仅要站起来，未来的发展还要比过去的东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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