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有一种不同往年的平静。一方面是没有特别值得媒体渲染的事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和新的领导班子非常之低调。这种平静后面有什么特殊原因吗？我想恐怕是因为今年是甲午，而这个甲午有可能像1894那个甲午一样，成为大战之年，或者，是一个可能发生习近平所说的”颠覆性错误”之年。我认为，正是这种甲午可能出大事的心理，给这个春节带来了不寻常的平静。
这种想法不禁让我到网上查找一下，两个甲子之前的那个春节，中国的精英们是不是也有类似于今天的感觉呢？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正是在那年春节，孙中山回乡写下八千余言的《上李鸿章书》。
今天读孙中山的”上书”还是颇有趣味的。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次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这样的见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先进的了。但李鸿章并没有像《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所描述的那样私下召见孙中山，而是没有理睬他。直到十六年后”拳匪”之乱，知道大清难保的李鸿章才有过与孙中山合作的想法。但那时，孙中山却犹豫了，并最终打消了与李鸿章联手的念头。
120年之后，读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最大感慨，不是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中国改不了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百余年间，中国有过两场大革命，当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如今则被尊为国父或英雄，但我们都知道，如今当局其实和当年的李鸿章一样，都把孙中山这样的人视为危险的谋反者。又逢甲午，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政治的这种宿命般的轮回。
研究清末历史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其实并不怎么有效，真正搞垮大清的，是清末当权者自己。最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就是甲午之战中国遭到灾难性失败。这种观点初听让人感觉有道理，但细究起来也有不少问题。比如甲午战败，究竟错在哪里？是一开始就不该贸然去打，因为完全没有胜算，还是说中国并非没有打赢的机会，只不过没有把握住？到了这个层面，中国的史家们就莫衷一是了。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甲午之败，中国内部的腐败和不团结是根本性的原因。因此，即便是当年主和派胜出，或主动开展且一时占据上风，大清最终都逃不掉丧权辱国的结果。《环球时报》1月2号的社评不挑战这个基本逻辑，但认为现在中国国运发生了变化，中日实力彼消吾长，所以此甲午非彼甲午，中国将以非传统的方式，”战胜日本”。
真的是这样吗？日本现在确实没有能力也不敢再想征服中国，但中国的腐败和不团结问题还在，也不会因日本实力相对下降就消失，所谓”战胜日本”，不知从何说起。
以国土之广，人口之众，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难题从来不来自外部，而来自内部，来自中国人不能善待中国人。中国的政治因此而难以开放，中国人的政治互信也难以建立。这个问题若不能突破，中国的所谓”国运”维持不了多久。
问题的主要方面当然首先在当权的一方，虽然这并不等于在野一方就没有问题。甲午年的到来，是对中国精英的一个提示，历史将对中国人进行新一轮的考验，看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汲取历史的教训。这场考验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就是香港。在这个甲午年，香港将决定2017的普选方案。
从目前的状况看，没有任何令人乐观的迹象。当权一方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把反对派打成国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天然的爱国者。这样一种策略，从一开始就封闭了通往理性与包容之路。
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政治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两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第一就是逼反对派不得不寻求外部支持，就像当年孙中山那样。按照今天当局的标准，孙中山完全够得上卖国贼，但当局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另外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当权者迟早要犯所谓”颠覆性”错误。因为”颠覆性错误”，不是决策者考虑不周的结果，而是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格局的产物。世界上没有不出错的决策者，但缺少开放和包容的政治环境，不仅令决策者更容易出错，而且迫使决策者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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