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卧云
自薄熙来主政重庆后，"红二代"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引人注目地进入到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中，十八大后更是具有了影响全局的能力。"红二代"进入了自己最辉煌的黄金时期，但也可能是红色后代的最后辉煌。他们的历史作为和历史地位取决于他们如何利用目前的这个黄金时期，即，是把父辈的事业当做自己事业的起点，还是当做自己事业的终点。
从"红二代"的主流看，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红色江山的坚决捍卫者，也就是把父辈的事业当成自己事业的终点。他们在不同场合都表明了对过去20多年里国家政治偏离正统的不满和恢复红色江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历史定格——"红二代"将是红色江山的最后捍卫者。
红色江山的红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的内涵不仅仅是中共一党执政，更是指中共历史上形成的思想资源，包括它早期历史中的某些传统、尤其是长征和延安时期的一些传统，以及这些传统所包含的理想，也包括毛时代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观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即官方宣称的"邓小平理论"并不能算作是红色资源，虽然它也已成为党绝对正统的思想资源。纯正的红色应当源自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共历史，打上了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具有鲜明个性的烙印，他要把一个世俗政权建立在超物质的精神基础上，把世俗之人改造成为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大公无私精神的新人，与其乌托邦蓝图相伴随的则是恣意的、现实的和严酷的思想改造：打倒牛鬼蛇神，打击思想犯罪，割资本主义尾巴。
"红二代"对当前现实政治的不满是公开的，这种不满主要来自对普遍贪污腐败和官二代的不满。虽然从一般意义上"红二代"也是"官二代"，但他们显然要把自己同"官二代"划清界限，两者的明显区别是，"红二代"是创立红色江山、在新政权成立初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一代人的子女，他们认为自己是红色江山的当然继承人，而"官二代"的父辈们对建立红色江山没有尺寸之功，只不过是一批分食者，他们坐享红色江山的成果，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子女谋取权力，正是这些人的腐败糟蹋了党的事业，败坏了党的形象，使红色江山处于危机之中。在对腐败和"官二代"现象痛恨这一点上，"红二代"与社会情绪有相通的地方，但对导致腐败的原因的理解上，他们则与公众完全不同，他们绝不认为腐败是制度造成的，相反他们坚信父辈创立的那个制度是最先进的，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制度，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对此是充满自信的（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只要加强反腐力度，毫不手软地惩治腐败，就能使红色江山稳固如初。他们觉得自己的最大责任，就是传承并努力去实现父辈的社会主义理想。反腐败是"红二代"的共识。他们痛恨腐败，却热爱这个制度，尽管从情感上我们可以理解父辈打下的江山对子女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但我们作为局外人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能够把腐败与制度进行切割的，好像所有的腐败不是产生在制度实现之中，而是产生在制度之外的虚空世界。
无论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是在中国历史上，"红二代"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社会主义苏联由于斯大林对党的高层反复进行清洗，"红一代"都已七零八落，不要说他们的后代了。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本来就是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向西推进的产物，且存续时间不长，没有等到"官二代"出场就已然瓦解。朝鲜则建立了金氏家族的世袭制。中国王朝时代是非常忌讳出现"官二代"的，刘邦在当上皇帝后为了兑现打天下时的承诺分封了一批异姓王，但他们始终都是皇帝的一大心病，直到随后将其一一铲除。朱元璋对功臣的清洗更是以残酷无情著称。王朝用科举考试制度杜绝了出现"官二代"的可能。对"官二代"的限制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杜绝了官二代实际上就杜绝了皇室之外的家族利益形成和坐大。中国"红二代"的出现并不是理所当然，它是同下面的事实联系起来的，即党内和国内第一家庭的权力继承人殒命朝鲜战场，毛泽东临终前把最高权力传给了家族之外的华国锋。一方面，这一先例的确立使得此后党内再没有人能够把权力直接交给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毛泽东之后的元老们集体掌权形成的利益共享机制为他们的下一代全面进入权力高层铺平了道路。
据说元老们决定让自己的孩子掌权是因为他们相信红色江山只有由自己的子女继承才不会变色，因为儿子不会反对自己的老子。这种寄托好像是可靠的，有家庭伦理做依靠，有血缘感情做保证。但从权力的稳定性看，集体继承权力是毫无保障的。在民主制度之外，由一个家族继承权力的君主制就是最具稳定性的体制，它尽量缩小了最高权力继承的范围，不但最有利于集权，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权力继承的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因素，保证江山的连续传递。最高权力的交接总是最容易发生变故的环节。中国的皇位由嫡系长子继承的规则就更加具体，确定的目标独一无二，就是为了排除和减少一切不确定因素，最常见的不稳定因素便是兄弟阋墙。集体继承权力即使在家族之内都是极不稳定的，周朝的封建制度是造成无休止的战争的根源，本是同根同源的诸侯各国发展为相互为敌，攻伐不止，周天子则名存实亡。
"红二代"不是一个有机的集体或整体，他们的联系是松散的，主要是在他们的父辈的共同事业上，他们能找到一些共同的语言。开国功臣的子弟身份和优越感也是他们认同的基础。长征是他们共同的励志故事，延安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圣地。他们固守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但他们远不是亲如兄弟，他们的父辈也有龃龉和宿怨。
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读中学、上大学的时候，就表现出红色事业接班人舍我其谁的气概，这既有高干家庭自然带给他们的那种不凡，也有初生牛犊的那种闯劲。其后岁月的磨练、世事的变化，他们中的多数人归于平凡和平淡，现在又基本上已经退休赋闲，加入养生党的行列了。但他们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也终于迎来了"红二代"掌握国家大权的时期，虽然掌权的人数不多，但对于更多的"红二代"，可以期待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使自己的意见达于最高层，在十八大前夕，部分"红二代"就集体上书中央阐明自己对未来政治的改革意见。他们捍卫红色江山的理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要接近现实。
但事实证明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太大。他们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是文革的一代，没有受过系统的人文教育，对非常丰富的人类思想和制度文明缺少认识，只接受过一种以苏联为底本的红色教育，在思想定型的青少年时期，他们不但从未接触过真正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相反，在那个年代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一概都当做虚伪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加以批判。他们经历了疯狂的个人崇拜和滥施暴力的年代，毛泽东主义深入到他们的细胞组织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最熟悉的制度形态。即使是对父辈的革命历史，他们也未必有充分了解，他们学习和了解的革命史是经过了精心的修改和粉饰，与其说是革命历史，还不如说是革命神话。他们的父辈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有农民革命家固有的局限，容易盲从，痴迷权力，封建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父辈们过于陌生、晦涩和遥远，其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只能吸收被党内莫斯科派称之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对父辈革命伟业的仰慕，使他们难以站到父辈的肩膀上去获得更广阔的的视野，而是生活在其高大的身影之下，他们没有超越父辈的雄心和眼界，而只是想办法谨守红色祖业。
第一个让红色退色的党内大人物是邓小平。秉承实用主义的邓小平褪去毛氏红是必然的，他让世俗政权回到本来的世俗性质上，国家极其糟糕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继续革命和继续采取浪漫主义的治国方式，而必须使国家管理关注起码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用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抓革命促生产作为基本国策。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立即成为席卷全民的强大动力，在不长的时间内，从官场到市场，物质至上主义就占领了制高点。在完全没有法治的基础上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权贵和资本的天堂，国家治理变为对GDP指标的狂热追逐，道德和教育，公平和正义，环境和健康，都是它们的牺牲品，这也是实用主义治国的必然后果。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矛盾的遗产构成了党内共同的等量齐观的精神源头，他们的权力继承人必须加以守护，既不能以毛泽东思想否定邓小平理论，也不能以邓小平理论否定毛泽东思想，对于"红二代"捍卫红色江山的理想，毛泽东无疑是更加需要重视和强调的源头。"红二代"的精神源头在毛泽东，而不是邓小平。无论是出于个人情感，还是出于英雄崇拜的心理情结，"红二代"都更亲近毛泽东。毛泽东身上具有邓小平所不具备的英雄魅力。
"红二代"恢复红色江山的纯洁性的努力必定会遇到他们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性质上是时势所致，具有不可抗拒性，这决定了它们是"红二代"无法逾越的。
困难之一，时代鸿沟。"红二代"开始全面发力距离毛泽东时代已经30多年，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不但多数过来人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年轻一代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后者对红色缺乏感觉。当精神上依然还生活在30年前的一些"红二代"向当代社会喊话时，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绝对少数派、同社会格格不入的尴尬地位。有报道说，一位"红二代"在一次大会上朗诵自己创作的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哄笑，另一次他为老一辈革命家"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这种时代沟壑是无法填平的。由于时代沟壑，"红二代"找不到政治工具和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夙愿，他们的话语如今听者寥寥。他们一味地沉浸在红色记忆中，"唱红"是他们的一种表达记忆方式，它的娱乐效果远多于政治效果。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直言道："红二代无足轻重。"
困难之二，理论匮乏。在主流"红二代"看来，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党内贪污腐败是对红色江山造成致命威胁的两大敌人。在民主价值观已经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并深入到民众的内心世界时，反对民主就需要更加强大的理论旗帜，用来吸引和凝聚大众。在我们的想象所及的地方，不论宣讲何种理论和提倡何种核心价值观，如果是对自由和平等的否定，都不可能收获人心。否定了自由和平等，就只能是专制和奴役。所有为专制和奴役辩护的理论，直接的、间接的和改头换面的，都已没有市场。为了红色事业的需要而决心同自由和民主进行较量，实质上是对红色事业的否定，说明红色事业同民主和自由也就是同民众的内心需求是不相容的。世界上谁不喜欢自由？无权的大众谁会拒绝民主权利？谁会愚蠢到反对法律面前的平等？
困难之三来自于制度。新的中央加强了反腐力度为有目共睹，但不是因为采取了新的制度性措施，而是使用以前的方式方法，而以前的方式方法被反复证明不能遏制腐败。假设以前一年打5只大老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那么现在一年打20只大老虎也同样不能解决。毛泽东曾以他横扫千军的权威和气势向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向特权官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开战，但只是打倒一批老当权派，同时又扶植一批新当权派，最后不得不重新依赖更有能力的、被他打倒的老当权派，他的文革伟业也同他的生命一道终止了。离开民主制度的建设，离开对权力的制约，靠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是消除不了腐败的，道理是如此显而易见，稍有常识和现实感的中国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此外，在现行制度下，"红二代"在今后几年里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力还需观察。红色后代的权力只限于顶级层面，掌握省级和省级以下广泛权力的人都不是"红二代"，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措施强化集权，加强"红二代"的权力分量，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已非一日，表象背后是一种已经固化的政治结构，从坏的方面看，它是中国当代官场尾大不掉的顽疾，从好的方面看，它是地方权力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结果，不是实施一两次小手术就能扭转的。
困难之四，或许也是最现实的困难，就是红色后代在"红二代"之后当政的机会——几乎为零。红色江山只能由红色后代来捍卫的预设是，只有红色后代才能捍卫红色江山。"红三代"不可能像"红二代"那样集体显赫，"红二代"规模化进入政治高层完全是在父辈全面掌权的时代作出的安排，"红三代"失去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优越条件。岁月的流逝使赫赫权贵之家快速地沦为旧时王谢。当下最著名的"红三代"是毛泽东的唯一嫡孙毛新宇，他与普通人仅有的区别就是他爷爷的姓名。他的言谈开口闭口都是"我爷爷"，他的眼界囿于对爷爷的研究。如果没有一场政治体制的变革，不难预见，在"红二代"离开政治舞台之后，用不了多久就将是"官二代"进行全面的权力接班，"红二代"既是红色事业最大的继承人，也是最后的继承人，红色后代将永久退出政治江湖，告别他们的红色江山。
这其实也不是"红二代"唯一的命运。我们探讨"红二代"另一种可能的命运，那就是他们不是把父辈的事业当做终点，而是当做起点，当做新的开端，这样，展开在他们面前的就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前景。按照黑格尔的被马克思所继承的辩证法观点，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否定的扬弃过程，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性扬弃既是继承也是发展。"红二代"继承父辈事业的最佳方式就是推进父辈事业，发展被其父辈一度提倡但取得政权后又放弃了的民主事业，使红色事业最终融入民主事业。"红一代"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就有民主理论，民主理论的全部精髓都可以在中共文献中找到，其民主理想可以在党史中完整发掘出来。民主与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共产主义社会也绝不可能与民主对立的社会。党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而接受权力的竞争，在竞争中锻炼党的肌体，使之保持活力，是挽救父辈创立的党和党的事业的唯一选择。这样，"红二代"才能真正光大了他们父辈的事业，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
上述的另一种命运选择不是基于对现实因素的分析，它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红色后代在"红二代"之后退出权力是既定事实，如何退出权力或许还有选择，他们如果让岁月来决定他们的退场，然后消失，那他们所能改变的东西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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