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虽然习近平以成立改革小组和国安会的形式集中权力，使得自身的权力明显增强，但中共的集体领导形式决定了习近平难成为独裁的最高领袖。
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领导层交接之前，专家们纷纷表示，中共决意要避免具超凡色彩的人物掌权。他们指出，中共希望新领导人更像即将卸任的官僚型领袖胡锦涛，而不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那样的魅力型领袖。
但新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绝非平庸之辈。他一上任就前往深圳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30年前，邓小平这位前中共领导人便是在深圳拉开改革的序幕，让顽固的中共接受了自由市场。在11月的高层会议中，习近平制定了经济方向根本性变革的细节，光芒盖过了他的同僚。
如今，以习近平为首的新改革领导小组，将协调并让难驾驭的同僚接受他的改革计划。与胡锦涛不同，习近平立刻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也将执掌平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乍一看，一位"最高领袖"（paramount leader）正在冉冉升起。
近期历史可以解释这一权力再集中的现象。1993年，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权力相对有限：他们对货币供给没有控制权，也很难免除省级领导人或更换高层军官。中央政府收入很低；事实上，按比率计算，也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央政府的收入来得低。
这一状况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和朱镕基担任总理时出现了变化。他们通过集中权力，来避免中国银行风险上升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在此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减少了5000万，全国失去了2500万个制造业岗位，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数量也被削减。这些措施挽救了中国经济，但代价是社会压力的全面增加，也导致朱镕基在离任后非常不受欢迎。
人们对朱镕基与江泽民的城市、沿海和市场导向改革的不满情绪，让从政经历来自内陆省份甘肃和西藏的领导人成为接班人。面临对不平等的愤恨和社会紧张局面的胡锦涛和他的总理温家宝，承诺建立"和谐社会"，不再有朱镕基的议程所带来的压力。他们放慢经济改革，停止政治改革。官僚人数从4000万膨胀到7000万，权力则下放到各省份、官僚机构和国有企业。
幸运的是，了无生气的胡温时代，并没有让江朱时代实施的改革所启动的经济增长放慢速度。但江朱改革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失去动力。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低成本出口难以为继。基础设施投资对象，不再是城际高速公路等强化增长的项目，而是生产率较低的二三线城市的购物城。国有企业生产率大幅下降，它们优先获得融资的特权，也挤压了私人部门投资。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和卖地进行融资的做法，也已趋于极限。
于是，推动新一轮深层次改革就变得至关重要，包括利率、证券市场和外汇管制的自由化，这样才能为生产率更高的私人部门提供资金，并削减国有企业的过剩产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这些改革，来消除将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泡沫的罪魁，是找不到其他可盈利投资渠道的巨额储蓄和外国资本流入。
政府计划实施利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以鼓励对现代、高价值产业的投资，不再继续补贴低价值出口部门。政府开始将经济的基础，从出口导向型产业转向国内增长，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政府还宣布，将抑制地方政府征用农地，和通过政府控制企业过度借贷。
然而，反对改革之声不绝于耳，但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国有企业决意捍卫它们的特权。高杠杆地方政府无法忍受较高利率或货币升值，坚持继续卖地并反对房产税。它们也担心，向农民工提供社会服务的新要求所带来的财政负担。
因此，一个精干的新领导团队必须动员起来。最高领导层人数从九人减少为七人。新阵容排除了最强硬的左派声音，右派的"极端改革者"也退居次位。为了减少元老的干扰，胡锦涛卸任军委主席，江泽民也承诺进一步退后。
此外，中央成立了一个改革领导小组，来确保官僚执行政府的指示，也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来协调外交政策。此前，军方时常不同外交部沟通；而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负责朝鲜事务）也往往不与外交部（负责韩国事务）协调其行动。反腐行动减弱了反对改革的力量，朱镕基再次以英雄形象出现。这些都为习近平的上台铺平道路。
简言之，中共集体设计了一种新的领导风格——"精心处理的魅力"（managed charisma）来满足国家需要。这意味着习近平不可能成为最高领袖。中国国家主席的权威显然增加了，但习近平只有在掌握选票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权力。在存在争议的问题上，他在七张票中只拥有自己手中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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