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21日，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赵紫阳和邓小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上。（AFP PHOTO/John Giannini）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行了一场官方至今讳莫如深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由邓小平发起，赵紫阳主持，从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起，到1989年六四枪响嘎然而止，前后不到三年。这场短寿的官方改革在官方的纪录中，始终是个巨大的空白。今天，借纪念赵紫阳逝世9周年之际，反思这场政改失败的原因及借鉴作用，应具有特殊意义。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据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陈一谘回忆录》和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笔者以为，原因致少有以下几个：
首先，政改启动者邓小平和执行者赵紫阳对政改如何进行有根本分歧，这既是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是这场改革的发起者和主张者，同时也是终结者和扼杀者。他有他的政改目标、政改内容和政改底线。邓小平的政改目标是肃清封建主义流毒，提高和改善政府效率；政改内容局限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行政改革；政改底线是，改革不能挑战、影响和削弱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关于政改底线，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提到，”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谈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
赵紫阳在刚开始主持政改时，他关于政改的想法和邓小平差不多，即，没有政改，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这是因为赵接受邓小平的指令，仓促上阵主持政改，本来并无思想准备，但是后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赵作为组织者、设计者、实践者，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和思考不断演进，在任内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更是把政治改革当作他的首要使命。赵的政改目标和政改内容因而发生了重大改变。正如鲍彤所说，在赵紫阳的主导下，这场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为中国的政治转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赵紫阳的政治遗产既有理念上的，也有制度上的。他主张政治改革”应当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它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解决执政党和民众的对立问题，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主张改变共产党执政方式，改变人治问题，认为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支持新闻自由原则，支持社会舆论调查和民办报刊；主张在选举中引入、实现差额选举，把形式化的选举变为竞争性选举。在”党政分开”方面，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开”不同，赵在这个提法中植入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将党和国家机器分开，和包括工会与学生会在内的社会团体分开。赵还主张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鼓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扩展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等等。
赵紫阳还计划从十三大开始，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的这些政改理念、目标和内容及实施的政改措施已经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底线。这是邓小平一定要把赵搞下台的根本原因。
从表面上看，邓小平对赵紫阳于1989年5月向戈尔巴乔夫披露，”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示”，是邓和赵撕破脸的重要原因。赵紫阳为此一直自责，认为是邓误会了他。实际上，杨继绳、吴伟等人的著作显示，邓小平早在1988年就对赵紫阳失望，说：”赵紫阳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六四枪响之后，”搞自由化”的赵紫阳终于被反自由化的邓小平搞下了台。一直义无反顾为赵紫阳设计政治改革的政改办人马，则全军覆没。他们坐监的坐监，流放的流放，审查的审查，背靠背交代的交代。一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尝试，就此划上句号。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党内高层保守力量远远大于改革力量。自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就一直在孤军作战。
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场政治改革在高层就是一场保守派和改革派实力悬殊的较量。胡耀邦在位时，胡赵二人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位高权不重，牵扯他们的高层力量是位不高权却重的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邓陈李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的第一把手，而胡赵是听命于”第一把手们”的少数派。
在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上，少数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总是互相支持。关于这一点，鲍彤在他的”我看胡赵关系”（见蔡文彬、鲍彤、严家祺、张显扬等著的《赵紫阳的道路》）一文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种”扬胡抑赵”的怪现象时指出，在经济改革的某些问题上，胡赵二人确实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改的重大问题上，他们配合得很好。鲍说：”胡耀邦致力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保障大家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依法办案而不再由党办案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做伯乐和选拔年轻的接班人，赵紫阳致力于建立名副其实的选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由此可见，在政改的理念和制度上，胡赵二人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在经济改革方面，邓小平和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王震、姚依林等有分歧，但在政治改革方面，这些元老站在保护一党专制的统一立场上，邓小平的底线就是他们的底线，他们对胡赵的各种指控如”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邓小平对胡赵的最大不满。”搞自由化”的胡耀邦被搞下台之后，少数派赵紫阳就成了孤家寡人。在和元老交战的过程中，用麦克法夸尔的话，赵几乎总是孤军奋战（见《改革历程》代后记）。他既要在第一线和元老们周旋，又要防止背后李先念、李鹏等人发出的暗箭。
政改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作为政治改革的主持者和实践者，赵紫阳没有推动政改的实权和实力。这表现在，赵紫阳在重要人事方面和决策方面都没有主导权。
在重要人事方面，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陈云两人。赵虽是中共总书记，却不能主导诸如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那样的任命。赵紫阳1995年在软禁中接受杨继绳的采访时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能顶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赵对保守派宣传部长王忍之很不满意，却无权撤换他。
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与出台方面，身为中共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也没有实权。价格闯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出台，按照李鹏和陈希同等人的说法，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的酝酿和预谋”，他们认为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赵紫阳。但这不是事实。吴伟说，他查阅了他在政改办的全部工作日记和会议记录，发现在那段时间里，赵紫阳考虑的一是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二是物价稳定问题，并没有任何记录涉及到”价格闯关”。根据鲍彤的回忆，1988年首先提出价格闯关的，是邓小平。赵紫阳后来在他的书里，也证实了这是邓提出来的，但赵紫阳在位时，和后来被审查时，都没有为自己分辨，而是为邓小平背了黑锅。
赵紫阳在后来的软禁岁月里感慨道，即使不发生六四，他也搞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没有实力。由于没有实力，那时的赵紫阳有时只能充当元老们的”大秘书长”，而当邓小平和陈云二人有分歧意见时，他又成为”一仆二主”，无法适从。
总之，基于上述几个原因，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改试验失败了。它告诉我们，对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来说，高层决策者的改革意愿和改革实力，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必要充分条件。
习近平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快速积累了像邓小平一样的政治强人的本钱和政治实力，但是倘若没有赵紫阳和胡耀邦那样的政改意愿，中国的政治发展仍将停滞不前。而政治改革的长期缺位，必会严重拖拽习近平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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