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了李飛先生關於特首選舉的近萬字鴻文，驚歎被中共稱為"神聖"的《基本法》，原來可以被領導人當作小孩玩耍用的"泥膠"而任意捏圓按扁。
中共每想更改《基本法》的某些規定時，就經常會強調所謂的"立法原意"這些普通法很陌生的東西。於是明明是法律條文沒有的東西，在中共根據"立法原意"的演繹下就可以變為有。但是，對一些它認為不利於它的"立法原意"，它就從來不提。《基本法》裏關於特首選舉的45條及附件一，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就不妨看看在《基本法》制定過程中，關於特首普選的"立法原意"。
當年的"立法原意"，是在2007年前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當年絕大多數的方案，包括中方認可的雙查方案，都要求在2007年可以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當年由梁振英出任秘書長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也承認，"支持2003年以直選產生行政長官的方案可能較多，懷疑港人是否真正願意等到2003年才能直接選舉行政長官[1]"。就連左派[2]的很多團體都要求從第三屆特首開始（2007）就一人一票選特首。香港市民這些壓力，迫使中央允諾在2007年後考慮特首普選。這便是目前《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的由來：
七﹑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顯然，在2007年普選特首，是當時制定《基本法》時的"立法原意"。香港人有沒有誤解呢？沒有！因為中央官員確是這樣說的：
佐證之一：當時的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的項淳一在文匯報出版的《基本法的誕生》一書中說，《基本法》政制「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由香港人自己去完善。」
佐證之二：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在1993年3月18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長文，闡述香港政制發展時，指出2008年之後，"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魯平主任的話，中國外交部在1994年2月28日又重複了一遍，刊登在《人民日報》及英文的《中國日報》上。
很明顯，當年的"立法原意"，確是在回歸十年之後就給香港普選，容許香港自我發展的權利，所以這並不是我們香港人一廂情願的"誤解"。
可是，回歸後，《基本法》45條這個"立法原意"，不但不見京官重提，而且還想方設法予以扭曲更改。使這個當年凝聚了中央和特區雙方共識的"立法原意"在不到十年內就被中共完全單方面取消了。
第一次是在2004年通過"人大釋法"來否定《基本法》45條及附件一的"立法原意"。當年的"人大釋法"做了兩件事：
一是推遲了普選時間表。它決定了2007年沒有普選，這完全背叛了當年制定《附件一》時中央和特區之間達成的理解。當年的這個共識，是雙方因應"六四"事件後香港人心惶惶，彼此經過商討、妥協後達成的，是當年的"立法原意"。可是，中共只經過一紙"人大釋法"，就單方面地撕毀了這種共識。
二是把變更特首選舉辦法的權力從特區手上奪走。這個釋法，在原附件一第七條關於變更特首的產生辦法中，把原來的"三部曲"改為"五部曲"。所謂"三部曲"是：
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行政長官同意，
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2004年的"人大釋法"，則在三步曲之前再加兩步，即(1)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及(2)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確定。這就變成"五部曲"。任何修改，都要完成了額外新增的兩步曲後，才回到原先的"三部曲"。其要害就是實際上把修改特首選舉辦法的 主動權從原來香港特區立法會手上轉移到人大常委會手上。這是很實質性的"修法"，而不僅僅是"釋法"。當然，整個改變"立法原意"的過程，香港人也是全部 無權參與。
第二次摧毀45條及其附件一的"立法原意"是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該決定有三個重點：
繼續否定了2007年後香港人自行決定政制發展的"立法原意"；規定2012年的特首選舉"不實行普選"；
明確到2017年的特首選舉才"可以"實行普選；這更是遠遠偏離基本法制定時的"立法原意"。
新增加了一個2004年"釋法"中所沒有的規定："（決定特首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當年這一條的要害還沒有明顯化，直到喬曉陽—李飛講話才知道厲害（詳下文）。
第三次撕毀45條及其附件一的"立法原意"的，是今年初喬曉陽的講話及最近李飛的長篇論述。兩人講話的要害是把普選的性質、內容都改變了，大大扭曲了港人（乃至國際社會）對"普選"的認識（由於李飛的論述只不過是把喬曉陽的講話用法律語言包裝起來而已，兩者基本上相同，所以下文簡稱"喬-李"講話）。
"喬-李"講話的核心內容有二。
一， 把"愛國愛港"作為特首先決條件這個明明是後加上去的政治關卡硬說是《基本法》的要求。中聯辦的郝鐵川更荒謬地演繹說《基本法》的"字裏行間"有這個要 求。請問該法那一條有提出過這個特首的前提條件？或隱藏了這個政治條件？請讀者注意：這是香港和大陸兩制之間的最嚴重分歧。在我們的這一制來看，白紙黑字 沒有的東西就是沒有，但對方那一制就可以把白紙黑字沒有的東西硬演繹成有。這是不是很恐怖？此例一開，他日對方要來整肅你，隨隨便便就可以任意演繹任何法 律來整肅你。因為在對方那一制裏，黨大於法，黨壟斷了對法的闡釋權。法律沒有的東西它都可以解釋為有。
二， 把"提名委員會"隨心所欲地等同了"選舉委員會"。李飛很努力地試圖說服我們從"立法原意"看，將來普選時用的"提名委員會"，等同過去非普選時用的"選 舉委員會"。中共這樣做，無非是要繼續沿用四個界別來組成新的"提名委員會"以方便它可以繼續通過小圈子來操控特首選舉。李飛用了大量的篇幅及法律辭彙， 力證了兩者性質相同，既然兩者性質完全相同，那麼為什麼"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們可以個人身份提名特首候選人[3]， 但"提名委員會"卻必須是"機構提名"，並且必須體現"集體意志"呢？這不是雙重標準嗎？當然，邏輯上他犯了雙重標準的錯誤，政治上他要的是雙重的保險： 從方便操控的角度看，要繼續實行小圈子的組成方式；從確保萬無一失的角度看，則必須實行"機構提名"、"集體意志"等原則來排斥它不認可的人。但問題是， 遍尋《基本法》也找不到機構提名一體現集體意志這樣的規定，當局卻可以以這種擅自添加的東西，實質上否定了45條及附件一的"立法原意"。
喬-李兩人對45條和附件一作這種隨心所欲的解釋，完全同制定《基本法》時大家的理解很不同。堂堂中央，可以作出如此失信於民的決定，確是令人大開眼界。
中共對45條 既附件一作這種隨心所欲的解釋，使我想起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有一句順口溜："法大不如政策大，政策大不如領導人一句話大"。這句順口溜，反映了內地法治的真 相，也說明為什麼中國這麼多年來，年年喊法治，年年不見有法治。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我們有幸因為"一國兩制"而暫時免受其害。可是想不到因為《基 本法》這條連接兩地的紐帶，也令我們無可避免地開始嘗試"一黨專政"下的法治特色。
套用這句順口溜，《基本法》第45條及其附件一是"法"。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釋法"，以及2007年的規定，是"政策"。今年以來喬曉陽 —- 李飛的演繹是"領導人一句話"（他們本身不算領導人，但反映了領導人的意見）。
"法"，香港人有份參與制定，所以總體上說，大家對《基本法》第45條還是認可的。"政策"，香港人沒權參與制定，香港人只有"被決定"的命運。到了"領導人一句話"，香港人更無從置喙了，更有"被蹂躪"感了。我們目睹的事實是：從"法"到"政策"，再到"領導人一句話"，香港普選的時間推遲了；香港的普選空間縮窄了。
李飛承認："香港基本法第45條和附件一的規定，是妥協的結果"[4]。 既然是雙方妥協的結果，那麼中共就沒有道理對這兩份檔的內容單方面作出實質性的修改。即使要修改，也應該在港人有參與的情況下修改。
可是在"一黨專政"下，"法"不如"政策"大，更不如"領導人一句話"大。看來我們很快要和內地"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接軌了。
[1] 見1989年9月22日《第二次諮詢期政制專責小組第6次會議回憶紀要》。請注意，更多港人是願意在2003年就有普選的。
[2] 例如1989年10月27日《香港工會聯合會暨81間屬會就基本法政制部分之意見》
[3] 見《附件一》第三條：選舉委員以個人身份投票。
[4]見李飛："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 為如期實現普選而努力"，2013-11-23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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