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回到(台湾地区)美浓，从事环境保护、文化保存、青年培训、农村调查及音乐创作等地方运动。十年后，我进入南台湾的县级”政府”工作，陆续在高雄县、台南县及嘉义县担任”水利局长”、”县长机要秘书”及”文化局长”。在这些地方工作，不管在野在朝，都得跟两种人发生密切关系。对这两种人的理解，对我来说非常关键。
这两种人，一个是黑道，另一个是台大人，这两种人也是目前对全台湾影响最深的两种人。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当”总统”的，一定是台大毕业的，当”部长”的也大都非他们不可。但离开台北，几乎每个地方”议会”的”议长”都有黑道背景。
我坐在里面，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假设坐在”议长”席上的”议长”不是黑道出身，他该怎么办？答案是，永远摆不平，因为黑道或非知识分子思考模式的人，是非台北地区的社会主流。
重新理解所谓的黑道
我曾经碰过一次镇长选举，两个主要候选人，一个是地方上的黑道大哥，一个是骄傲的台大人，他们都来争取我们的支持。那时我们的选择对后面的地方运动发展，将有关键性的影响。
我没有选择台大人，为什么？在多年的工作关系里，我观察农村地区出身的台大人，尤其出身一般的小农家庭、小康家庭或贫农家庭的台大人，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特质：在他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里，都是以他们为家庭、家族甚至村子的中心，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绕着他们转。因此，他们看待事情，特别没有办法用同理心，或设身处地地站在他者角度。这不是因为念了台大就会变成自我中心主义，而是源于台湾社会对升学主义的集体崇拜。
那么我们为什么重新理解黑道？1997年，当局宣布一年内动工兴建美浓水库。那时我透过一些朋友得知，台南、嘉义一带的黑道，也就是台湾所谓的纵贯线黑道，已经要准备进入美浓了。进到美浓做什么？当然是着眼于水库工程的庞大砂石利益。
我们开始想，万一黑道进来怎么办？那就已经不是运动成败的问题，而是身家性命的问题了。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纵贯线的黑道跟地方上的黑道结合，这在南部的砂石业里，是经常发生的事。那时我开始觉得必须要团结地方黑道，把黑道拉到我们这一边，让黑道不跟当权者结合，不跟外面更大的黑道结合，才有办法把地方工作稳住。
这是一次很关键的拜会：我打电话给镇民代表会主席，想拜访他。据闻他在南台湾黑道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问，你要来干什么？我跟他说，主席，我们回来这么久，一直都还没有拜会你，没有别的事情。去到那边，才发现他对我们这种读书人很客气，聊了天才发现我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第一，我们有亲戚关系，反正在那种乡下小地方，关系怎么拉都会有，所以其实也不意外；第二，我们同一个国小；第三，他仅仅大我三岁。他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当年国中打架没有毕业，后来被家人强迫去念士官学校，第一次从外面回家时，从公车站下来，不敢走马路回家，而是走田埂路回家，多走了四五倍的距离。
我问，为什么好好的马路不走，要走田埂路？他说，没有面子回家。他说他不喜欢念书，那种士官学校是大家看不起的，所以怕在路上被人看到。那时候我心里面被重重打了一拳。我发现当年他们是在升学制度里，被我们踩下去的人；他们的沦落跟我们的攀升有关系，我们不是绝缘的两种个体。
接着，我开始想我所成长的美浓，到底是怎样的社会，为什么会让一个不喜欢念书的年轻人，有这么大的羞愧、羞耻和自我否定？我当时把这个黑道跟我连在一起看，以社会学的方式，把黑道和我这两种原来没有社会关系的人，还原到很具体的社会过程和脉络里。
那一刻我开始体会到，其实也没有黑道，不过就是人嘛！不过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动能里，因为不一样的顺服程度，导致他们社会角色和身份不同而已。还原到社会脉络中，我们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听他讲如何变成黑道的过程，其实也理解到自己了。
黑道的三个阶段
那次之后，我开始对黑道产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作为黑道，而是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有我的故事和社会的故事在里面。
综合台湾现代黑道的历程，他们有几个阶段：首先是他们必须要好勇斗狠，让各路人马腾出存在的空间；
第二个阶段是吸收兄弟，同时要与势力更强的黑道形成一定的侍从关系，学习排解或处理地盘和利益冲突，还有训练跟白道打交道的手法，才有办法变成一个角头大哥；这也是社会学修炼的一种。因此，熬过第二阶段的黑道，在社会上大概都能生存下来，在黑道里有一定地位，跟警察、政治人物都有一定的共生关系，知道什么事情干到什么地步，才是警察所容许的范围，若侵犯界线，又应该用什么方式处理等等。黑道在第二个阶段，就技术面和道义面，业已整建好他们的生存方法论。
黑道其实不是在社会生存的边缘人，也从来不是。我刚就任”文化局长”时，去”议会”报到，”议员”根本不鸟我，因为我对他们无利也无害，但当有一个人进到”议会”，一定会立刻产生波动，这个人就是”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去”议会”报到的第一天，首先要把”议会”里面的势力摸清一遍，”议长”通常是这个县市里面的黑道大哥，所以最重要的是把”议长”稳住。
同时，地方这些小黑道，也一定要来跟”警察局长”打招呼，通常是透过代理他们的”议员”，两边的关系很快就合谐了。
黑道在第二个阶段之后，他们有时会想进入社会主流。有两种举动，一是开公司，把自己的事业合法化，二就是参与政治，就是报纸上写的”黑道漂白”。
但当他们一入政治圈，与主流价值、舆论及品位打交道，却发现不安、自卑和恐惧无所不在。有些黑道意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进入质变的第三阶段。
那次回乡和伙伴讨论镇长选举，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黑道，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开始渴望跟知识分子合作了。我的观点是，台大人若当选，他即世界，不需要任何人参与讨论。但是另一个候选人，已经懂得要跟地方知识分子合作了，将来的可能性最大。后来，我们决定支持这个黑道，后续发展也证明没错。
我念了两年社会学研究所之后，回乡担任美浓爱乡协进会的组织干部，第一个发现是，”社会”不是一个限于某时某地的东西。如果在一个固定的工作关系中，社会了不起只是一些片面。
我们透过报纸、电视、书本或网络去想象社会，但我们自己在社会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的存在，通常很模糊。想象的社会和真实的社会不见得有关系，并非否定社会学里讨论的社会；真正的社会，是在人与人的串连过程中，包括跨地域、跨阶级、跨性别、跨年龄，展现动态的立体，这跟我们以静态观察出的社会，其实并不相同。
如何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
1990-1994年我待在美浓时，最兴味盎然的一件事，就是到处听人讲话。语言表现一个人的知识面、精神面和人际关系。从一个人的语言，我们读到社会关系的交会，读到他的认同、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还有读到他在社会关系里的理解，以及对自身的评价和诠释。比如一个老妇人、一个桩脚、一个地方代表、一个地方士绅阶级、一个地方刚回去的年轻人、一个老农民，他会去怎么看事情，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分析，用什么观点来讲，都是很精彩的社会剧本阅读。那几年的社会调查或串门子，语言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延伸到我后来的文学与音乐创作。
通过语言，慢慢联系社会学和文学，对于我的运动方法与写作，影响在于：社会学的知识如何变成社会的语言，又如何从社会的语言提炼文学与社会学。因此，进行社会学论述与文学写作时，会有多元和多层的对话想象：写一个公共政策的文字给农人时要怎么写，给一般市民要怎么写，要说服记者、政治人物又该怎么写？只有把社会学观察和对社会公义的坚持，通过有对话想象的语言传达出去，才会产生社会对话。
社会运动如果没有对话，是不可能产生的，只能变成一种专制，真正的运动要能产生，便来自对话的有效性。
换句话说，要下乡成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者，不只是把自己知识分子化而已，还必须把自己有机化。所谓有机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是服务于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级，而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让自己有机化，让自己自由，知道不同的利益之间要怎么对话、串连。
在运动过程中，要能有机化，首先必须看到自己本身或社会组织内部的问题，这牵涉到组织和领导的关系。简单说，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他在组织里面的领导工作，不是努力影响运动决策来领导运动，而是透过自己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媒介，让一个好的领导体制能够出来；并透过这个领导体制，让社会力量形成，对话能够扩散，对抗能够有效。
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场域里面非常关键的角色：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与公共化，才能抑制形式民主的弊病，实现更好的有机民主。
总结我的下乡经验，最重要的，是让我努力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能把自我客观化，不以本质论看待社会中任何角色。我们通常喜欢强调主体，强调个性，强调情绪不能被忽视。但是当你越坚持己见，不断强调自己主体性，其实是把自己权利化，不再与人有对话性，自我不断萎缩和空洞，没有办法形成更大的自我。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唯有把自我客观化、有机化，才有可能把自己当作变化生成的媒介和工具。
作者简介: 锺永丰
钟永丰（1964年1月2日－），台湾诗人、作词人、音乐专辑制作人、文化行政工作者，高雄美浓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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