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描写中共暴力土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往往有一个经典镜头，就是焚烧地契，瓜分家产。将近一个世纪过去，我们再来回首往事，就会发现今日中国社会诸般罪恶之源头其实就孕育于暴力土改中。比如抢掠民产、暴力拆迁、毁灭环境、资源，就直接继承了焚烧地契、瓜分家产，在这里我只谈谈焚烧地契。
焚烧地契意味着把属于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彻底摧毁，连一点点痕迹都不许留下。所幸的是，当时中共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暴力抢劫的土地只有分给无地农民，好叫农民为他们打仗。农民分得土地，中共割据政权还要发给新的地契，事实上还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过程尽管血腥，但私有制度尚未彻底摧毁，还有救。
但是，当中共一旦夺得全国政权，就以合作化、公社化的名义，把分给贫农的土地收归国有。虽然没有再来一次焚烧地契，虽然口里还承认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共有，但从法律意义上地契还是再次被焚毁了。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停滞和种种灾难，其中包括活活饿死几千万人。
所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土地所有制进行了局部改革。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刻意回避了一个理论禁区：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而试图采取迂回战术，从分割"子权利"（经营权）入手，对"母权利"（公有制）进行蚕食。这种把完整产权分割开来，依旧维持所有权公有，而经营使用权私有化的"两权分离"制度违反了一个经济学常识：经营权仅仅是所有权之一部分（所有权应包括使用权、租赁权、以及由买卖、抵押、赠与、继承构成的让渡权等全部权利），仅仅是一个"子权利"，并非一个可以与"母权利"相分割的独立的权利。任何分割都意味着对"母权利"的侵犯。
由于违犯了基本经济规律，这个看起来可行的策略，造成了所有权"模糊化"或"虚化"、"无主化"状态，最终导致了对土地、森林、工厂、矿山等基本资产的巨大破坏。尤其出人预料的是：原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国有资产没有回到人民手中，却无法阻挡地流入了权势者之私囊。
台湾同样实行了土改，但第一不是血腥残暴，第二有一张地契。这张地契保证了土地仍旧私有，以及产权的完整不可分割。
中国所谓三十年"改革开放"，其核心就是产权和使用权"两权分割"和由此而带来的产权模糊化、无主化。统治集团凭藉本能迅速发现了产权"无主化"、"模糊化"的"优点"，就是"无主"的财产比"有主"（无论是国有或私有）更便于掠夺。暴力拆迁是一种不需解释的明目张胆的抢劫，环境污染也没绕多大的一个弯：现代科技已经生产出种种污水净化设备，但企业主不愿增加成本，使污水处理设备保持运转，他们收买政府官员甚至环保官员，把成本转嫁到民众头上。所谓环境污染，就是这种成本的转嫁。环境是可以货币化的，污染环境就是抢劫。他们不仅抢劫了环境货币，而且留下巨大的遗祸子孙的灾难，如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以及种种环境灾难所带来的疾病、贫困以致死亡。
如果产权清晰，手上有一张地契，这块土地是我的，这座森林是我的，这条小河是我们社区的，那么，土地森林河流的主人们就有抗拒污染和掠夺的巨大动力和可能，整个国家也就不会变成五毒俱全的上帝的弃地。
所有问题都在于有没有这一张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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