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经济有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一方面，2009年以来，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目前，经济货币化程度非常之高，而另一方面，又在闹钱荒，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不断飙升，民间借贷和各种理财产品的利率也高到了离谱的程度，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成为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猜想一，腐败收入或藏之床底。这个猜想看似荒谬，其实不然，近年来，大陆查抄贪官，发现的现金之巨，令人瞠目，如铁道部宣传处前处长陈宜涵被查，其家中查获超过就超过1000万元的巨额现金，又比如四川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队长李荣颷受贿3000多万，办案人员从李荣颷办公室搜出500万馀元现金，从其家中搜出现金600万馀元，都是连号的钞票。
根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大陆存在巨额的灰色收入，这些通过权力而获取的腐败收入一直在急剧上升，按其估算，2008年灰色收入就高达5.4万亿，比2005年增加近一倍，一般估计，大陆年灰色收入，至少在5至8万亿之谱，这些钱因为其不能见光，相当大比例以现金的形式藏于床底，彻底退出了金融体系，犹如一个巨大的漏斗，不断在抽吸着流动性。上面例子所举官员，不过中层，动辄都是千万现金的藏匿，足以证明这种现象的普遍。
当然，这些钱也有相当部分进入了房地产这个蓄水池，如上文提到的陈宜涵，同时也被抄出了至少9本北京市房产证，万科北京总裁毛大庆在一次演讲中也提到，某厅级官员约拥有1至2栋楼房的巨量住宅，曾动用40多个人头试图抛售，灰色收入进入房地产非常普遍，以致王石要说，反腐是最大的调控。一个反腐败，就对房地产尤其是高端房地产形成了很大的冲击，高价房地产这个蓄水池也吸收了相当的流动性。
猜想二，流出海外。这既包括上面提到的腐败收入，也包括民间高收入人士的资产转移行为。很久以来，沿海一些地方就把老板分为三等：一等老板把整个公司资产都变为了外资，二等老板把自己变成了外国人，三等老板则是老婆孩子变成了外国人。公司资产变外资，运作过程较长且需要复杂的过桥，能做到这一点的老板并不多，但资金量更大，后两者则越来越普遍，而每一个例子背后，都意味着一笔财产的转移，或对应着房产的购买，或对应着高额的学费生活费。
类似的现象当然也发生在"裸官"身上，大陆裸官数量之巨，已是公开的秘密，相应的财富转移，也同样巨大，如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2002年便以86万美元买下了位于美国沃尔纳特市的别墅，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就近700万元人民币，而这只是其多套别墅之一，其妻女也常居于美国。
随着近年来移民海外人数的上升，财产通过合法或地下渠道流出也不断加速，这些钱，也等于彻底退出了大陆金融体系，当然也就意味着流动性的丧失。
猜想三，各种类似旁氏现象的积累，尤其以房地产领域为最。大陆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低落，各种贷款的获取往往需要通过权力运作而获取。一方面，银行普遍对中小企业惜贷、抽贷，另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因为拥有政策优势，可以轻易获得贷款，转而投向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高收益领域。这种以生产经营的名义获取贷款，再转投进房地产等高利润领域，乃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近年来，地方政府也参与到这种游戏当中，通过所谓融资平台，用短期资金运作长期项目。
这类运作需要较高的财务成本，而到期的贷款，则多采用变相展期，也就是所谓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延续，表面上看，银行在不断释放流动性，各种贷款数据不断积累攀升，但实际上这些资金相当部分进入到了房地产等高利润同时也是高杠杆的行业，其安全性越来越寄托在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之上，类似于某种旁氏现象。前些日子，宁波兴润置业的破产，就是此类现象的一个缩影，兴润置业留下35亿元的巨额债务，其中银行欠贷24亿元，兴润置业最终是因为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但可以想像的是，其20多亿的银行贷款中，也不乏上述现象的存在。
上述的猜想或许不能获得统计数据的支持，更像是盲人摸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也都是大陆人耳闻目睹的普遍现象，腐败、移民、高房价，也都是近年来大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核心词汇，而其共同折射的，其实都是权力经济的存在，解读巨大货币发行与钱荒并存，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更可能获得相对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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