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IL IRWIN
要想了解金钱和政治在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里是如何相互交织的，只需要读一读《纽约时报》过去几天刊发的两篇重要文章。
首先是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储百亮(Chris Buckley)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关于中国公开对周永康的许多亲属展开腐败调查的报道。周永康是一名极有权势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的家人通过能源和房地产交易发家致富，目前则已身陷囹圄。
第二篇是Michael Barbaro关于杰布·布什(Jeb Bush)的报道，布什在离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之后从事了大量的商业活动，而他的商业活动始于他哥哥担任总统之时。他的工作包括担任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顾问，以及另外两家公司的董事。雷曼兄弟的破产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灾难，而他担任董事的那两家公司中，一家挪用资金，一家有会计违规行为。
目前尚无指控称现已成为总统竞选人的布什曾有任何违法行为，在这一点上，周永康也尚未受到指控。不过，这其实才是问题的关键：两人的境遇反映了以权谋私行为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里的不同表现，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反映了这种行为在两国的相似表现。
在所有的现代社会里，手握国家权力杠杆的人都控制着巨额财富的分配，所有的决定，从改变税则到发放石油开采许可证，都关系到某人数十亿美元的得失。这些政策的潜在受益人完全有理由去尝试影响相关决策。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所有政治领导人都仿佛是哲人王的社会，这些领导人天生鄙弃金钱，因此能够摆脱诱惑。但据我所知，根本没有哪个社会处于这样的统治之下。我们所见的国家选择领导人的方式各式各样：通过选举上台的美国政客、前苏联的共产党官员，以及领导梵蒂冈的天主教会高层红衣主教。此外，在真实的世界里，无论治理制度细节如何，那些有野心并最终走上高级领导职位的人都希望获得一定数量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来的舒适。
以权谋私是那些希望最终左右政客的人回报政客的机制。它是否合乎道德，是否合法，取决于某个特定国家对这种行为的具体容忍度。
在中国的制度中，人们都知道，对待获得了大量财富的政界高官家人，司法机构会采取不能问也不能说的态度。起诉周永康的家人，等于是正面攻击人们关于官员腐败的前述理解。
在美国，人们的基本认识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任期间收受了试图影响政策的私人利益群体提供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就违反了法律。如果你的近亲这么做了，情形同样如此。问问前弗吉尼亚州州长鲍勃·麦克唐奈(Bob McDonnell)和他的妻子莫琳(Maureen)就知道了。眼下，麦克唐奈正因在职期间收受礼物而遭到起诉。
但在美国，一旦你离开高官职位，所有风险都会消失。你可以从本国媒体和通讯公司的监管人员摇身一变，改行为一家价值130亿美元（约合811亿元人民币）的私人股本公司挑选媒体和通讯业的投资对象——奥巴马总统的前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主席就是这么做的。你还可以极力尝试放松对大银行的管制，然后成为本国最大银行的一名高管，就像克林顿(Clinton)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那样。许多克林顿政府的官员都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门路，人数之多令人惊奇。
或者，以杰布·布什为例，你还可以接受雷曼兄弟提供的薪金，成为公司顾问。他的确切工作内容目前未见公开披露，但在2008年，当公司陷入困境时，公司曾派他与墨西哥亿万富翁卡洛斯·斯里姆·赫卢(Carlos Slim Helú)会面，看斯里姆·赫卢是否愿意为雷曼投资（赫卢没有这样做）。
根据一份关于雷曼破产的调查报告，雷曼的首席执行官还曾考虑让杰布·布什要求他哥哥布什总统致电英国首相，尝试让英国在最后时刻批准一项接管该公司的协议。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杰布·布什打了这个电话，但是，让享受高薪的顾问给碰巧是总统的哥哥打电话要求业务扶持的主意，本身就体现了这种安排隐含的种种问题。
这种利用关系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与中国普遍存在的做法非常相似。在中国，公司往往会雇佣政界人士的亲属，以期获得政府优待。
当然，美国和中国的影响力游戏是不一样的。此外，并非所有腐败都可以等量齐观；这取决于特定类型的官员腐败是否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出现了最糟糕的情况，一个国家各个层级的公共官员都理所当然地要求人们持续行贿，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不会有十分有利的商业环境。
然而，正如哥伦比亚经济学家雷·菲斯曼(Ray Fisman)所说，只要处于可以预测和管控的范围，腐败就能与快速的经济增长共存（苏哈托[Suharto]控制下的印尼和过去数十年的中国都是突出的例子)。此外，中国政府对更大的经济份额持有更大的控制权，而且很少有人知道谁在从这些控制当中获益，为何获益。这种规模的腐败温床在美国是闻所未闻的。前美国官员可以通过政治关系挣到数百万美元，数十亿却是个无法想象的数字。更何况，美国至少有一些能把政治人士所面临的显著财政问题公之于众的机构。竞选活动的游说团体和企业捐助者都有公开相关信息的义务。我们还有自由的媒体环境，曝光官员腐败的媒体往往会获得普利策奖，而不是遭到审查或逮捕。对于美国的检察官而言，在官方腐败案中胜诉将有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
看起来，中国领导人还未对这些举措中的大多数做好准备。但是，周永康家人受到起诉的事实说明，中国正在对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可以容忍的软性腐败种类进行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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