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四川商人刘汉涉嫌谋杀等多项暴力罪名，上周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刘汉涉黑犯罪的性质固然非同寻常、令人震惊，但案件揭露的幕后政治保护人身份，却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暴力犯罪往往都很粗劣，作案工具也不复杂。但在刘汉一案中，警方却缴获受到严格管控的先进武器和军火。刘汉能买到这些武器，说明他不是普通的犯罪分子，而是深具权力、人脉极广的人。
从目前公布的罪名来看，刘汉无节制的大规模犯罪行为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反映其编织的政商关系网相当成功，更说明他背后肯定有一张高层保护伞。
人们普遍认为这把保护伞就是曾经被称为中国「安全沙皇」的周永康。薄熙来倒台之后，周永康被习近平列为反腐行动的首要目标。
刘汉的政商犯罪网是在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建立起来的，此事并非巧合。刘汉当时正在四处寻觅政治保护伞，据称他用大笔投资攀上了周永康的长子。
刘汉与周永康有直接联系的证据，要等到调查报告公布后才会公开。但在目前，几乎人人都确信两者的关系，否则刘汉没有理由如此狂妄，一度自称「生来就是赢家」，「从不失手」。
刘汉突然发迹致富。很难说内地还有多少商人和他一样用类似的手法致富，但可以肯定的是，刘汉绝非内地社会的个别案例。
要整肃此类腐败案件，就必须将刘汉这样的商人和幕后的政治保护伞并案处理，因为内地绝大部分企业家都在经营这种关系。
他们之所以寻求政治保护伞是因为在内地，政府官员有权决定哪些商业活动可以赚钱，哪些不能。有些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比较松散，也不会互相承诺。但也有人押上全副身家攀附权贵，成为改革时代的大赢家。
在亚洲和拉美经济体的转型时代，政商攀附都是常见现象。西方国家实现民主之前，也存在这种情况。
但在内地权力主导一切的格局中，政商联盟尤为普遍，而且根深蒂固。对单独一家公司来说，与政界结盟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但对整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来说，政商联盟已经成为扭曲市场竞争原则的重大障碍。
企业家的创意和精力不是放在生产上，而是用来经营政商关系，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内地民营企业往往短命，许多公司一直发展不起来，这便是其中一个原因。
实际上，有了政治保护伞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可以坐享其成。官员们可以轻易动用国家机制，逼迫商界伙伴铤而走险，甚至进行犯法之举。而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一旦这种关系出了问题，被牺牲的无疑都是企业家。薄熙来案就是最好的例子，政治风向一旦改变，官员就会背弃从前的商界盟友。
许多企业家之所以寻求政治保护伞，是因为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他们的污点也在积累。但刘汉的案子说明，政商联盟是不可靠的。归根结底，这种关系是非法的、欺诈性的，所以才不可靠。
要让企业家感到安全，内地必须快速完成转型，从繁芜的市场经济状态转型至法治昌明的状态，让公平、公开的竞争取代如今仍然盛行的暗箱操作。
这场转变有赖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不愿为政商关系受罪的企业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但这一前景并不光明。大多数内地企业家更重视安全，全然避开政治。与其说他们是在躲避官员，倒不如说他们是在躲避民主。
邓聿文是北京政治分析师，为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志奋领（Chevening）访问学者。约翰逊•苏利文（Jonathan Sullivan）是诺丁汉大学副教授、中国政策研究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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