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乌克兰危机表面上是军事和政治对抗，但如果不运用经济理论，尤其是博弈论，那就无法完全理解此次美俄冲突。以下提供几个思考的角度：
核威慑：根据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该冲突可以放在核威慑的框架中去理解。自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后的乌克兰放弃了从苏联继承过来的核武器，以换取其领土完整，俄罗斯和美国都对此签了字。
（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1000枚核弹头，是当时世界第三的核大国。但随后乌克兰与美俄达成协议，销毁了其核弹头以换取双方对其领土完整的承诺。美国承诺在乌克兰领土受到俄罗斯威胁时对其进行保护。）
那时看来，乌克兰这么做是对的，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然而，如今回过头来看，如果乌克兰如今还是一个核大国，那么显然不会在俄罗斯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临界点：谢林在其著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建立了临界点模型。该理论既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经济、邻国间冲突和其他国内问题。在乌克兰事件中，事件从协商解决发展到政治冲突，如今克里米亚的事态又将局势进一步推向深化，将世界带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点。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除了前南斯拉夫和格鲁吉亚，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地区大体是和平的。边界的重新划定较为有序，政治交易也是基于各国领导人对本国利益的理性评估上。
政治学家Jay Ulfelder最近在一个博客中指出，过去25年中，全球的军事冲突比预期要少。但最近，和平解决冲突变得越来越难。这种变化可能只是数据统计中的随机事件，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冲突正变得越来越多。
为什么这么说？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越多争端得到和平解决，对和平解决的预期就越高。预期又回过来促成更多的和平解决。反之亦然。随着和平解决变得越来越少，国家间的信任下降，国际规则被打破，冲突变得越来越容易。于是，我们离临界点越来越近了。
博弈论中存在一个"多重均衡"（这里指和平预期均衡和冲突预期均衡），冲突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会增加和平解决失效的风险。历史上，一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今，在诸多事件的推动下，和平解决的临界点很可能正离我们越来越远。
市场威慑：这种威慑更加让人放心，在这里是指俄罗斯市场进入危机的风险。相比前苏联时期，俄罗斯更加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克里米亚占领后当天，市场就做出了反应，卢布跳水，俄股市暴跌超过10%。央行大幅加息150基点至7%来保卫卢布。这样的市场反应给俄罗斯的执政者敲响了警钟。而且俄罗斯也清楚，冲突进一步加剧可能会影响到其石油和天然气收入，这些占到了其出口总额的70%。
在乌克兰事件中，市场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威慑力量。和政府主导的制裁不同，市场主导的惩罚降低了直接政治报复的风险。俄罗斯政府很难将市场价格下跌归因于外部强权的操纵。
公信力及其影响：如果美国不对俄罗斯的行动予以强有力的反击，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损其公信力？这也是博弈论的问题。
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教授Daryl G.Press在其著作《公信力计算》中剔除，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诺，只有在其自身利益牵涉其中的时候才是可信的。此前美国承诺的对乌克兰的支持和保护从一开始就不可信。再加上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传统势力和历史影响，美国此次没能保卫克里米亚并不会让全世界觉得其不守信用。
不过，美国公信力仍可能会受到净损失，因为全世界也不确定到底那里才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人们会想，当美国在与中国对抗，宣称将保护一些亚洲小岛时候，决心到底有多大呢？美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台湾独立？或者如何限制中国在南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不再确定。
中国等其他国家看来，美国究竟会如何处理克里米亚的局势，将关系到美国在其他类似问题上的反应。出于这种考虑，美国可能还真的需要给俄罗斯一点颜色看看，而不仅是表表姿态。
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决不可能兴高采烈的转变态度，归还克里米亚。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从长远来看，此次乌克兰事件会产生哪些负面结果。
（原文载于纽约时报，作者Tyler Cowen为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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