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最轟動的兩則新聞，要算北京設置東海空防識別區，以及《南方都市報》訪問李嘉誠。前者雖與「保釣」直接有關，但港人四十年來，無論是哪一個年齡群、左 還是右、經歷過「保釣運動」與否，對釣魚島問題的關注，皆已大不如前。因此，儘管東海空防識別區的設置令東亞形勢遽然升溫，哄動一時無兩，但只要打不成 仗，港人的內心反應，始終如隔岸觀火，並不會覺得特別切身。這不一定與愛不愛「國」有關，而是估計在可預見的將來（甚或「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大結 局。後者則不然，李氏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在牽動港人心弦，因為對整整三代人而言，他都是香港的一個重要標誌，解讀縱有不同，卻最有「廣泛代表性」【註 1】。
一、「李氏力場」的重心和原點
《南都》的訪問，內容很多方面，本文只取其中兩個議題進行分析，餘的容後再論。首先談「撤資」。
李氏受訪當日，開門見山談的就是「撤資」問題。可是，他也這樣說：「別人說我怎樣怎樣，一般來說我不喜歡辯解，如果每天都是這樣辯來辯去，太疲倦了，不值得。」如此，為什麽又把「撤資」看得那麼重要，需要親自出來澄清？
大家知道，在港陸關係史上，自1984年老牌港英資本怡和控股公司遷冊百慕達起，「撤資」這個詞便有了強烈的政治涵義，意味着資本對共產政權的一種不信任 乃至否定。「外」商撤資猶可以（怡和至今還有四成收益來自大陸），換作是華商撤資，則嚴重者等同背叛，在北京眼中是死罪一條。
如是者，當「超人撤資」論先後在香港、大陸出現，李氏便有必要出來鄭而重之地作一番表白，向市民也向北京說明自己和集團都沒有撤資意圖，同時特別點明有生 之年都不會遷冊。至於近期傳出集團在港陸數處的資產售賣消息，李氏聲稱不過乃按形勢轉變而作的投資組合比重重新優化而已，是對股東利益負責者應有之義，絕 非坊間說的撤資。李氏的辯解，有其事實和數據支持，筆者沒有強烈理由懷疑，也找不出資料證偽。因此，「李氏力場」的重心儘管已在海外、原點依然堅留香港， 還是可接受之說；讓疑點利益歸李氏，亦比較公平。
然而，有趣的是，為什麽如李氏所言，撤資之說興於香港、大陸，而為他在其餘五十個有投資的國家裏減持資產時所無？是港、陸人特別仇富嗎？是大家對李氏有特別強烈的偏見嗎？不是的。
筆者認為，把一個從港、陸減持資產的財團說成「撤資」而講法隱隱然具濃厚政治涵義，根本原因在於那是共產黨的一貫想法，而為一般民主國家所無。北京一向認 為，華商和大陸做生意、回祖國投資，就是愛國愛黨的具體表現。正面例子，霍英東在五十年代初已經樹立了。本來，這個想法不一定錯，但共產黨在絕對化思維之 下，卻在資本家在國內投資和愛國愛黨兩者之間劃了恆等號。因此，它還可以反過來說：不回國投資，或者投了資而要調走，都是不愛國、不可靠、對黨有懷疑的行 為表現。共產黨有此想法，有更深入的原因，那就是它把投進大陸的華人資本視為一種把柄，你肯讓黨拿着把柄，才能徹底證明你忠於黨、不會心懷異志；你若不 肯，就證明你心裏有鬼。最近的「電視發牌事件」中，王維基的下場就是反面例子【註2】。
黨既有此一貫想法，民眾順着黨的思維去套，把華人資本家減持港、陸資產視為「撤資」，就完全符合國情。特別是，如果一位資本家，與領導人或其下面的代理 （例如梁振英），在有某種嫌隙的情況下，減持當地資產特別是在地資產【註3】，「撤資」說就更加在邏輯上順理成章。故筆者認為，李氏儘管被屈而感憤憤不 平，但是，持「撤資」論的港、陸市民其實相當理性，不亞於其他國家裏未曾指說過他撤資的人。因此，李氏深思，當能明白，撤資「笑話」並不可笑，李氏亦不可 因之對市民生怨，因為所反映的，乃當今政權之下，國家的可嘆一面、民族思維的一種扭曲。
二、超 vs 卓
經濟學總體均衡理論第三定理說明，在市場經濟自然均衡點上，如果人們認為收入分配太懸殊，則可由政府進行起點資源的再分配，然後讓市場重新運作，所達到的 新的均衡點依然是經濟效率最高的，收入分配卻比之前平均。這個定理沒有給工會或工人運動預留任何角色。事實上，勞工經濟學的主流論述更認為，市場經濟中的 工會體制，歸根究底不能替工人階級的總體帶來好處，而罷工最好也只不過能達到次優（second-best）的結果。這些理論，已經千錘百煉、無懈可擊。
不過，在今年初貨櫃碼頭工人對抗資方進行罷工的事件中，筆者卻把同情心放在工人一邊。原因有兩個：
一、長期以來，政府在日益嚴重的收入懸殊面前，沒有足夠地、正確地執行上述「起點資源再分配」；二、本地資產階級不僅從來沒有要求、也沒有支持過政府作適當的再分配立法。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罷工，可能達到局部次優，因此值得支持。
社會處理貧富懸殊、勞工生計等一系列問題，正確的做法是把階級鬥爭、勞資糾紛從企業內部完全外化，集體擺到社會上、議會裏去解決；所需的再分配資源，則由 政府通過向企業課稅取得。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裏，企業是創造社會財富的細胞、肌體，一旦受勞資糾紛感染，不能按市場規律運作，生產力便受打擊，到頭來對 勞資雙方都不利，是一個雙輸結局。
具體而言，所謂正確做法，包括政府對低收入人士的失業保險、消費、教育、醫療（後兩者是人本資源投資）進行補貼；在這個前提下，訂立適當的貧窮線是好的。 最錯誤的做法，是普遍設置最低工資、規定嚴格的僱傭條例限制僱主解僱等，因為這妨礙了企業按市場規律運作。有人會說：這不是搞「叢林資本主義」了嗎？正 是，不過只是在生產物品和服務的環節。「叢林」的生命力最旺盛，一旦人工化，經濟增長就受損。
通俗點說，在企業生產環節，除了在市場失靈的少數情況下，應該實行「叢林資本主義」，由企業把餅做大，再由政府做兩件「社會主義」的事：課簡單而更高的企 業稅，然後進行適當規模的二次分配。這樣，政府把企業裏的階級鬥爭、勞資矛盾接過來，基本上將之變成政府與僱傭階級之間的矛盾，集中在有序的政治渠道即民 選議會之內解決。為此，資產階級要培養能夠替他們代言的議會人才。這樣，資本家、僱員、政府、議員的本分便有清晰界定；社會經濟裏的不和諧，集中到小小議 事堂的吵吵鬧鬧裏去，專業地解決。西方國家走的，基本上是這條路，雖然十分錯誤地加上了最低工資立法。
在生產環節的「叢林」裏，工人是否工資低、易炒魷、無尊嚴？並不。有合理的社會失業保障撐腰，每一個勞工在工作崗位上都會有自衞能力，資本家不能肆意欺壓。
達到這種社會境界，關鍵是政府能夠課足夠的企業稅。《南都》訪問李氏，談到貧富懸殊，他說：「多年來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業稅，以支持長 遠的發展。」筆者認為，這種「表示不介意」顯示了良好願望，但遠遠不足夠。在此事上，李氏應如出力辦他自己的慈善基金會那樣，又或者是真的像他所說的「從 頭來過，會從政」那樣，努力在資本家群體當中發起一個「提高企業稅、取代最低工資法」的政治運動，徹底改變資本家、僱員、政府、議員之間這方面的功能關 係，達到社會整體最高度和諧。這樣做，李嘉誠和李卓人之間，並非沒有交集。
氣短集．之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該訪問見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234
【註2】2000年代初、筆者還是任職政府的時候，有一次，三位本港紡織製衣業翹楚約筆者討論對當年《施政報告》的意見，其中兩位在大陸有很大投資，一位 則由於某種技術原因完全沒有；後者告訴筆者，因為沒有在大陸投資，多次受到來自駐港京官含蓄而明顯的質疑，感到有壓力。王維基的遭遇，並非偶然。
【註3】「在地資產」即non-tradeable goods；「在地」不一定指其物理性。舉例說，假設大陸宣布強行接管香港而引發中產移民，則中價樓和中產零售業及商舖不會有很多港外資金接貨而價值大 跌，但國際貨運碼頭業務則因為不必擔心沒有外資買家而價值堅挺；兩種資產同樣有物理意義上的「在地性」，但在經濟學而言，前者屬於「在地」（non- tradeable)，後者則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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