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

墙外楼: 安邦-每日经济-第4543期

墙外楼
网络热门话题追踪 
Eco-Friendly Mattresses

We're committed to presenting a line of sleep products that have a minimum impact on both your pocketbook and the environment. Visit us today!
From our sponsors
安邦-每日经济-第4543期
Nov 8th 2013, 08:17, by 墙外仙

【中国改革不会突破局限】
再过两天(11月9日),为期四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要开幕了。国内外对中国改革的强烈预期,一直延伸到了几乎最后一刻。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近日接待了美国、日本、伊朗以及国内客户的密集拜访,大家关注的目标都是类似的——中国的改革会不会从此突破?
社会各界的预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些国外主流媒体的分析也开始带有更多感性色彩。如今天(7日)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就以"为何说中国可能在本周末永远改变?"为题,分析三中全会出现改革突破的可能性。文章还称,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已今非昔比,"这次会议可能会成为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一个事件"。
了解当代中国的人都知道,外界的评价过高估计了此次三中全会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形势预期,我们已多次表示,要降低预期,不要期望所有的改革都在一次党的全会上就得到解决,更不要把自己的预期当成政策现实。我们也多次提醒,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动的改革是有边界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面临的改革形势,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改革大致划分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两大部分。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经济改革大步向前,而政治改革则是蹒跚不前。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社会希望政治改革领域能有突破,从而为经济改革争取更大的制度空间。那么,中国未来的改革会在政治改革方面紧跟上吗?在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看来,可能性不大。我们预期,未来的整体改革仍会维持过去的格局,经济改革在先、政治改革滞后。
必须承认,本届中国政府上任以来,也推出了不少的改革措施。比如,中央政府在推动市场化改革方面,就做了不少的事情。除了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之外,中央在努力推动政府转变职能,目前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宣布取消设立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金的门槛,还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此外,还对全国海关区域通关业务进行了全面改革和深化,改善了通关服务。这些具体改革使得企业明显感到政府的服务在变,一些企业主感叹,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今后海关、工商等实权部门今后就没有多少特权了,会"退化"为一个纯办事服务机构。可以相信,今后类似的改革还会继续扩大、延伸,配合市场准入的放开,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服务和便利。
相对于过去来说,这些改革推倒了晃悠多年而不倒的制度破墙,的确有一些突破。但是,这些市场化的改革并不是中国改革的全部,只是属于政府简政放权改革中的既定安排。目前的一些改革,都在经济改革的范畴之内。而更大范围内的制度改革,则不在这次的改革考虑之中。安邦(ANBOUND)高级研究员贺军曾分析,中国未来会在经济改革领域放开手脚,但在政治改革领域还是会保持谨慎,基本的策略是:用经济领域的更大改革,换取政治领域的小改或者不改。
我们要再度强调,中国当前所能推动的改革是有边界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边界。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这就是划定了政治边界。二是体制边界。未来改革无疑要突破很多制度障碍,如李克强总理说的"壮士断腕",但在关键的体制改革方面,仍然会有所节制,比如土地制度、国企制度改革,都会在一定的体制框架之内进行,不会做过大的突破。三是利益边界。改革会进行利益调整,但打破利益格局也会有限度,比如一项改革如果引起了国有企业的集体反对,或者公务员队伍的集体反对,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因此,只有在划定的边界之内,改革才有可能被接纳,被执行。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简而言之,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会继续保持差别,在未来的空间也显著不同。所有的改革,都会受制于政治、体制以及利益的三种边界。

〖优选信息〗
【形势要点:运动式刑法治污请慎重】
运动式治理污染高潮不断上演。为应对冬季雾霾频发,环保部近日发出《关于做好2013年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预测出现重污染天气时,采取企业停产、机动车限行、禁止露天烧烤等强制性措施。环保部要求加快淘汰燃煤小锅炉;质量超标煤炭一律封存并处罚;优先保障民生用天然气;全面禁止秸秆焚烧。同时,将全面排查火电、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工业企业。依据最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偷排偷放、屡查屡犯等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据悉,环保部和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气污染防治责任书将在月底签完,下一步每个省区市将编制详细实施细则。考核办法也正在制定当中,将第一次有组织和监察部门参与进来。今年冬季,环保部将不定期督查各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对于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严格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大面积的环境污染也的确让人揪心。去年冬天,大范围持续雾霾波及中国1/4国土、影响近6亿人口。随着今年中国北方陆续进入采暖期,季节性燃煤导致的污染物排放剧增,加之逆温、静风等不利气象条件频现,目前中国多地已遭遇数场雾霾"伏击"。按照国家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全国约70%的城市不达标。在我们看来,雾霾污染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尽合理造成的(分析人士多有认同),污染治理涉及的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否则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就太简单了。此外,如此运动式的整治行为尤其是动用刑法以严打的方式来解决,操作层面很可能失控,值得有关部门警惕。
【形势要点:财税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是调整央地关系】
在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是重要事项之一。不过,先改什么、后改什么?什么轻,什么重?这对于政策部门极为现实。有学者认为,财税体制问题的产生,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是在1994年财税改革以来就已明确的改革方向,但由于各种原因推进不快。如预算改革,如何提高预算管理绩效和透明度,一直是财税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二类是新世纪以来才突显出来的新问题,受制于整体改革滞后,未能及时为其建立稳定的制度框架。如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筹资方式,高达2亿以上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提供体制等。第三类是对存在问题的判断不同,由此导致对改革的方向存在争议。如中央地方财力分配问题,对当前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过度的判断等。在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看来,这样分析财税体制问题是典型的学者思路。不过,从决策角度来看,问题就不一样了,估计地方会对这类四平八稳的分析不太感冒。在我们看来,当前财税改革的关键,是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的问题,这方面不做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也难以进行。必须记住,财税改革是个繁杂系统的改革,有近有远,有紧有松。在目前,央地财税关系的调整最为迫切!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就算没白开。
【形势要点:外媒提醒中国处理好政策冲突】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政策酝酿吸引了全球眼光。近日《华尔街日报》指出,本周的一连串报道凸显出了中国政府内部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保就业需要7.2%的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中国央行行长呼吁实施更快、更全面的银行业改革。但不幸的是,这两个宏伟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排斥的。分析称,中国经济目前仍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今年前九个月,中国的基础设施支出增长了近30%,总体投资增加逾20%。国内投资在GDP中的占比高达约54%,而消费占比仅为45%。中国致力于扩大工业产能的努力一直依靠庞大的信贷来维持。今年迄今,国内的信贷增速已超出了去年全年的水平,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却不及过去。更糟糕的是,信贷扩张已经引发了外界对银行业基本稳定性的担忧。有关中国存在大量空置地产、地方政府建设铺张浪费项目、一些基建项目建筑品质低劣或毫无建造意义的报道屡见不鲜,表明资本配置不当情况严重,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囤积着大量的坏账。报道还称,央行行长周小川去年曾指责政府高层未能推进一些旨在重塑金融领域的计划,并认为在推动经济降低对投资的依赖、更多地由消费驱动方面,政府也做得不够。在我们看来,由于资源环境和资本的限制,在相互冲突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寻找平衡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是高增长国家中,如何处理好政策冲突实现可持续增长,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核心,将彰显决策层的智慧。
【形势要点:7.2%的经济增速是哪里来的?】
日前,李克强总理提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于是,很多人都要问7.2%是哪里来的。有分析人员发现,除了李克强总理外,国内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他的研究中不断提及了7.2%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经济今后10年可以实现怎样的增长率?》一文中,蔡昉教授指出,"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分别将降低到7.2%和6.1%。在另外一篇文章《人口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蔡昉教授指出"宏观经济不好的定义是指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实际上,2012年中国经济虽然没有达到8%的增长率,但它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在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7.5%或者7.2%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潜在增长率的前提就是假设充分就业,其含义就是在充分利用资源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可能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的失业。"尽管我们无从验证蔡昉教授是否参与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的研究,但他所说的"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潜在增速7.2%的时候就充分就业了",某种程度上和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我国现阶段要保就业,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7.2%"不谋而合。这可能也是李克强总理7.2%的学术支持。
【形势要点:中国企业的环境投入要算大账】
在雾霾侵袭日益频繁时,作为"燃煤大户"的火电企业,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谴责"。数据显示,燃煤造成的污染占中国烟尘排放的70%、二氧化硫排放的85%、氮氧化物排放的67%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的80%,被称为空气质量的"头号杀手"。在大气治理严峻形势下,火电行业面临脱硫、脱硝、除尘三重压力,运行成本随之增加。据中电联测算,新建机组的平均脱硝成本约为1.2分/千瓦时,现役机组约为1.5分/千瓦时,而一些特殊设计的机组,可能高于2分/千瓦时。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曾指出,单就脱硝一项,初步估算,现役7.07亿千瓦火电机组中的改造费用共约2000亿元到2500亿元;考虑"十二五"新增火电机组2.5亿千瓦,环保设施因标准提高增加年运行费用约900亿到1100亿元。业内人士称,从行业整体情况来看,若明年环保政策全面落实则火电企业短期内成本恐攀升20%。在安邦(ANBOUND)智库学者看来,这种环保成本的算账方法是一叶障目。虽然发电企业的成本上升了,但对于制造设备的环保企业来说都是收入。不仅如此,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好处,如改善人居环境、减少疾病、减少由此引发的极端气候事件等等都很难用经济来衡量。因此,搞减排、环境治理不能只算小账,要算大账。
【形势要点:建大学城不能拉动中国的城镇化】
国外城镇化过程中,大学对城镇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前,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刘奇表示,创建于1209年的英国剑桥大学和1168年的牛津大学都坐落于乡间城镇,其所在地在大学带动下,人口都在10万以上。美国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布里奇镇,人口也达到10万左右;普林斯顿大学也位于一座别具特色的乡村小市。在小城镇建大学将产生立体式带动效应。一个学者可能带动一个产业,一所大学则能让所在城镇成为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辐射源和加速器。不过,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在中国建大学城不能拉动中国的城市化。首先,国外大学后勤服务的社会化程度较高,大学与当地经济联系较多。而在中国大学校园内,餐饮、超市、住宿等设施一应俱全,大学与所在地经济联系并不大;其次,发达国家城乡差距较小,大学坐落于小城镇所受影响不大。而中国城乡差距较大,小城镇在周边环境、基础设施、吸引人才的能力等方面很难满足大学的要求,尤其是软实力更不行。此外,从中国各地高大学城的经验来看,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例如河北廊坊、北京房山的大学城,学校在各方面与当地基本隔离。周边地区由学校带来的变革也不大,在学生放假期间更是冷冷清清。在我们看来,在中国搞大学城能拉动的恐怕只有房地产。
【学界观点: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点-轴方式推进】
随着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带沿线一些城市纷纷开始研究自己的定位。近期,西安、酒泉、兰州、连云港纷纷召开丝绸之路经济带会议。9月欧亚论坛,西安表现出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领头羊的姿态,西安市为经济带的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被提出;10月20日,西安•酒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座谈会上,酒泉市提出酒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城市;连云港于10月25日举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论坛,提出连云港将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门户,努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东方桥头堡;11月3日举行兰州新区向西开放的相关论坛上,兰州提出将力求把兰州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节点城市。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在编制相应的规划,有关课题组已经开始调研来确定到底纳入哪些城市。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要采取点-轴方式推进:以陇海-兰新铁路和同方向的高速公路、通信干线和能源运输线为轴线,以沿线的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和西宁等中心城市和诸多的地级城市为节点城市,呈串珠状展开。未来可能多个城市都会纳入到条状经济带中,不过各个城市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定位可能会有差异。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进行产业分工合作,是各城市应该考虑的问题。
【学界观点: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意义上保护了农民利益】
中国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是在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以国家计划为基础,通过户籍制度安排而形成的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当前无论是公众舆论、学界还是政策部门都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不公平,而且严重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阻碍城市化进程。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认为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中国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独特性,农民进城一方面希望在城市务工、经商,获得体面的经济收入;一方面,若进城不顺利,也会留回家种田这样一条退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结构对处在市场经济弱势地位的农民是一种保护性结构。尤其是在当下,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福利还有教育、医疗、养老和低保等等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性剥削的成分越来越少;农村户籍上附着几项十分重要的福利,如耕地承包权、宅基地、自有自建的住房等等保护性的内容却越来越重要。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户籍含金量远远超过了城市户籍。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户籍对农民利益开始起到保护作用。安邦(ANBOUND)高级研究员贺军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不能一味地批判二元结构,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关键是结构后面的福利和利益。过去城乡存在"剪刀差",存在城市对农村的利益剥夺,存在事实上的福利歧视,存在显著的公共服务差别,这是要改的原因。同时,现在也要警惕一种情况:当农民户籍因为土地而增加了一些福利的时候,城里人或者制度改革又开始来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形势要点: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不能再迟滞】
近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保研究中心公布了《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指数报告2012》,报告显示,各地区之间无论是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养老保险负担系数还是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系数,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均衡现象。如全国养老保险负担系数为0.3165,最高省份负担系数为0.6324,最低省份广州仅为0.1087,即10名在职人员只需要供养1名退休人员;2011年全国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系数5.1764,已经明显偏高,但最高省份高达30.2476,最低的上海仅为1.7328。但现状并不代表未来,以失业保险结余系数为例,如果考虑到征收情况,上海市职工失业保险上缴情况应该处于全国上游水平,但偏低的结余系数只能说明支出比例较为明显,这也意味着上海的失业保险开始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反观全国其他地区,由于失业险的使用范围、申领条件、领取材料等因素的制约,失业保险的意义已经失去。同样,在养老保险方面,北京广州等地的养老保险负担系数整体偏低,其根源明显受益于外来人口的流入带来的红利,但对于流出地而言,必然也会带来养老负担的加重。从目前形势来看,中国老龄化时代已经来临,但养老保险的全够统筹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户籍制度改革呼之未出,失衡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和负担系数无疑为此敲响了警钟。且对人口流出地而言,随着流出人口的回流,在养老保险结转份额限制下,反而会带来流出地对全国养老统筹的抵制,近几年广东等地区出现的退保事件难免不会呈现蔓延之势,如果再加上老龄化时代来临带来的养老问题担忧,甚至会引发社会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质疑。以此来看,五险一金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其使用范围、流转方式,还是与此相关的户籍因素制约等等,都揭示相关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形势要点:粤港澳自贸区获批的前景并不明朗】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引起了各地跟风,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天津、浙江、江苏、福建等地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自贸区设想,希望能够分得此项制度改革的一杯羹。其中,广东粤港澳自贸区无疑是最有希望获批的一个。一般认为,珠三角与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增长极,长三角既然有了上海自贸区,珠三角地区可能也会对称批准一个。不过,这种看法显然偏乐观了些。日前有报道称,粤港澳自贸区虽然在广东省内呼声很高,但是港澳的积极性并没有外界渲染的那么大;此外,自贸区定位等问题目前仍在研究论证阶段。据报道,粤港澳自贸区在近期内获批的可能性不大,前景并不明朗。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表示,粤港澳自贸区存在三个待解的难题:首先是战略定位,自贸区定位是破题的关键;二是广东想通过自贸区获得的什么;三是怎样调动港澳的积极性。同时,丁力认为,在上海自贸区还没开始总结经验,就马上全国铺摊子,这种可能性不大,不到万不得已,中央不会遍地开花。丁力指出,就粤港澳自贸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而言,虽然已经表态参与,但事实上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回应。粤港澳合作,一直以来都是说得多做得少,彼此之间的互信仍有待加深。丁力表示,广东的转型升级,让香港已经明显感觉有被取代的可能。目前来看,对粤港澳自贸区,香港更多的还是观望,此外还带有一些担忧,担忧自贸区建成之后好处都被广东拿走了。而如果香港不做回应,广东自贸区的功能定位要重新思考。在丁力看来,如果广东能以港澳因素作为前提,同时承担起率先探索内地和港澳经济合作的新制度,配合推进全国的改革,那么粤港澳自贸区在未来获批的可能就会很大。也只有这样,广东的自贸区才有意义。
【形势要点:中国的政府采购很难与国际接轨】
根据加入WTO时作出的承诺,中国最迟于2020年与WTO其他成员国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在GPA(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中,要求各缔约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优惠待遇,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支持和援助,在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准入门槛以及特殊待遇等方面做出努力。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编研室研究员祝尔坚认为,加入GPA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发挥功能作用,一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使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二是增强政府采购集中购买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实现对产业和经济的政策功能;三是通过政府采购的规模购买行为,影响国际产业链的订单、价格、营销、储备、物流,提高对国际资源的获取能力。不过,中国的政府采购目前还很难与国际接轨。最大的障碍来自于法律法规不完善,目前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无法与GPA对接。主要表现在:由财政部主管的《政府采购法》和发改委主管的《招标投标法》这两大基础性法律不协调,造成管理体制不顺,公共采购市场被分割;对政府采购的界定范围过窄,占政府采购规模60%以上的公共工程未被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而新版GPA对政府采购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凡是为了政府目的和公共事业进行的采购都属于政府采购。不仅包括财政资金所约定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采购,还包括为了公共事业由国企甚至其他企业实行的采购。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采购恐怕是更不愿与国际接轨。目前情况下的政府采购涉及诸多利益,一些国企甚至依靠政府采购生存。而一旦与国际接轨,势必会对这些利益产生巨大的冲击。
【形势要点:政策开放程度将决定廉价航空市场规模】
廉价航空有助于降低出行成本,和民航的大众化服务。日前,为了鼓励廉价航空的发展,民航局已联合国家发改委,取消了国内航空旅客运输票价的下浮幅度限制。此外,民航局将进一步降低设立门槛,简化审批手续,支持大型骨干航空公司设立低成本航空子公司,并充分利用地方发展民航的积极性,鼓励民间资本和其他社会资金投资低成本航空领域。据悉,民航局正在酝酿扶持低成本航空发展的行业指导意见,有望于今年四季度出台,将在飞机引进、机场结算、补贴、过港时间、航线航权、定价权、审批等方面予以支持。不过,目前条件下廉价航空发展市场并不乐观。以在廉价航空市场唯一的、也是比较成功的春秋航空的情况来看,廉价航空盈利并不容易。廉价航空与传统航空公司相比,有80%-85%的刚性成本完全一样,仅有销售成本以及管理成本可大幅压缩,但这两个成本在航企总成本中分别仅占8%以及3%左右;由于整体实力远逊于大型国有航企,为了留住人才,廉价航空在人力成本投入方面要高于其他公司;为应对民航局层层管理、层层审查,廉价航空与传统航空公司一样必须"门对门、窗对窗"设立负责机构,管理成本很难降低;航企买飞机需要从民航局获得指标,但由于数量较少,获得折扣的优势也不多。因此,为了省钱,春秋航空公司董事长王正华的办公室仅有12平方米,喝水要到楼道的公用饮水机接。在春秋航空,管理层国内出差住的酒店必须是三星级以下,王正华自己出国考察,住地下室、吃方便面、坐地铁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才将管理费比同行业低70%。此外,春秋航空还拥有春秋旅行社的支持,最终才做到盈利。由此可见,发展廉价航空市场并不容易,政策开放程度将决定廉价航空市场规模。
【形势要点:工商制度改革关键是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在中国基层,工商、税务、公安、消防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往往被誉为"企业杀手",借助职位之便吃拿卡要,让中小企业苦不堪言。为改变这样的局面,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提出"要建立公平规范的抽查制度"。11月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对此表示,要从根本上改变工商部门或其他部门想查谁就查谁、想罚谁就罚谁,想罚多少就罚多少的这种现象。张茅表示,抽查制度可能有两个原则:一个是根据企业的信用信息,有的企业信用非常好,当然通过社会评估,那就可以减少对这些企业的抽查。二是采取随机抽样的办法,像现在很多地方做的一样,制定规则,像我们有的随机的方法,电脑派位、抽签的办法,每个企业都会随时面临被抽查的可能,但是我们抽查要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如何进行随机抽查,减少主观随意性,随机轮到谁抽查,就要深入全面地进行研究,一旦出现问题,需要进行惩戒,出现大的问题,就要使企业付出高额的成本,这样建立一个科学的、有效的、公平公正的抽查制度。不过,在安邦(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这种"公平规范的抽查制度",听起来十分美好,但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归根结底,工商等部门之所以能够"想查谁就查谁",主要因这些部门手中有着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不受任何监督。这种体制问题,是无法通过程序来解决的,需要以法律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则是要贯彻落实行政诉讼法,让"民告官"能够落到实处,迫使政府职能部门把伸得过长的手收回来。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企业因地方政府的吃拿卡要陷入困境,才能防止去年沈阳大量店铺疑因躲避公安打假检查,集体歇业的局面重现。
【形势要点:自贸区土地流转将推动工业设施向外迁徙】
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后,原区内的产业结构面临很大的变化,连带规划与土地用途都将发生改变。日前,有报道援引自贸区管委会规划土地咨询处称,在自贸区内拿地或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企业或个人,可以申请将手中工业用地转变性质成为商办用地。不过需要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并且补缴土地出让金。与此同时,自贸区内租赁园区物业的生产型企业也在不断寻求外迁。知情人士介绍,这些企业已收到业主通知,称目前正在承租的片区的土地要重新做规划,到期就不再续签了。这与此前业内传出的"上海自贸区内大部分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性质转变不可避免"不无关系。数据显示,自贸区工业用地占约80%,而在自贸区设立后,如此大比重的工业用地显然与自贸区的规划存在冲突。为此,自贸区管委会提出将部分工业用地流转为商业用地,这种流转一旦实施,将引发自贸区土地的转让热潮,而区内原有的工业设施可能会迁徙至其他区域。分析人士也表示,自贸区目前工业地占比太高,住宅比率过低,商、办也相对不足。自贸区开发主体现在收储,是出于对土地出让实现最大值考虑。自贸区物流地产将会朝更高端、高周转转型,带来仓储物业升级改造和租金飙升。值得一提的是,自贸区土地性质的变化将带来两个方向的改变,首先是园区内产业结构的变化,由工业更多向服务业转型——这是上海自贸区作为保税区升级版的应有之义,实现由二产向三产的转变;另一方面,对于周边地区而言,自贸区的产业外迁也将创造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周边地区需要提早做好准备,迎接上海自贸区的外溢效应。
【形势要点:广汇与壳牌合作将搅动天然气行业格局】
由于环保压力,天然气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在逐渐上升,一些企业也加速在天然气领域的布局。11月5日,民营机构广汇能源与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在江苏启东签署了就启东LNG接收站项目订立《合作框架协议》。各方将以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推进项目进展,拟议的合资企业股权比例为广汇持有51%,壳牌持有49%。双方同意本项目项下的合作将涵盖整个LNG价值链,从LNG的采购、储存到LNG的销售及下游业务的开发。合资企业拟定的主要营业范围为投资和运营位于江苏启东的LNG转运/接收站。码头吞吐量初期以政府审批的60万吨/年规模为基础建设,根据将来市场情况和条件逐步扩建到115万吨至300万吨/年以上。未来的合资企业将购买国产LNG,或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主要向壳牌关联公司进口LNG。协议约定:"壳牌的关联方有权以具有竞争力的条款和条件以定期合同方式每年向合资企业供应100万吨左右LNG作为项目运营的起始进口供应量。任何超过前述定期合同的额外的LNG进口需求量由合资企业自主进口,但同等条件下壳牌的关联方享有优先供应权。"我们认为,广汇能源与壳牌的合作将搅动天然气行业的格局。从短期来看,60万吨的处理规模对解决中国气荒的帮助不大。不过,随着中国天然气消耗量的增大,合资企业的生产能力会进一步增大。在天然气紧缺的情况下,进口将会成为主要的渠道。届时,对缓解气荒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形势要点:高铁推销之后更关键的是如何落实合作】
近期,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访问东南亚国家时都"推介"了中国高铁建设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希望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虽然中国高铁技术成熟,走出去愿望也很强烈,但项目合作如何落实是目前亟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铁路走出去曾经有过不少惨痛的失败教训。2009年2月,中铁建中标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项目,总金额折合人民币121亿元。一年多之后,中铁建就预计亏损41.53亿元。中铁建在利比亚的项目合同总额42.37亿美元,在利比亚的政局动荡中也暂时停工,当时员工撤离回国,项目现场设备、材料的保全情况以及后续进展将都存在严重不确定性。据一位接近中铁建的人士称,实际上当时铁道部主导下的走出去战略,很多都是非常仓促的情况下上马的,中国企业不熟悉外部的情况,对当地的法治、治安、社会风俗以及未来的政治动向都没有全面的了解,就贸然签下合同,最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以前,高铁走出去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有些时候也有外交和政治的考虑,例如麦加朝觐铁路,尽管在修建中途中方已经发现要严重亏损了,但还是要建,一方面是不能违反合同,另一方面也是不让中国高铁的牌子砸在那儿。随着未来国内铁路投资逐步常态化缩减,铁路企业走出去是必然趋势。然而,走出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实现与当地政府、企业、银行和社会等方面的相互协调与支持。因此,在政策层面全力支持高铁走出去的背景下,落实合作项目是目前最关键的问题。

相关日志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