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大陆富有阶层，纷纷把子女送往欧美学校，接受贵族教育时，不知这些官二代，富二代，是否能学会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系列价值为核心的贵族精神?这些被世界推崇的贵族精神，如果以中国传统文化"温良恭俭让"，"厚德载物"、"当仁不让"、"自强不息"、"敢为人先"来注脚，就显的别有风味。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中原后至满清，中国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富庶的国度。马可波罗称古代的中国"遍地黄金"，郑和七下西洋所展示的财富已震撼了当时的世界。而中国古代的富饶与强盛，却都是基于传统文化精华的支撑，即使历史过程朝代更迭经历"一乱一治"的局面，传统文化依然为中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生生不息的富饶与繁华。
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欧美上流社会的慈善晚宴，或传统的重大庆典时，能够从中看到什么?他们身上或自然流露着犹如战国时期侠客游士的仗义;或有大汉贵族的淳朴，珍惜名节;或有魏晋上流的风骨;或有大唐雍华的开放与包容，又或者流露着宋朝的优雅，超拔与责任，以及明朝上流贵族的前仆后继的勇气，"乐其道而忘人之势"。
上流社会的流光溢彩，富有吸金，豪宅名车，慈善晚宴等又往往吸引着大众青睐的目光。以英国贵族为例，每年四月赛马;五月赏花;六月比高尔夫球;七月划船赛艇;八月观画展;九月听音乐会，歌剧;十月看舞剧等。当转换一下历史的天空，这些似乎都能在中国古代找到他们的前身，鲜明的印记。
以中国古代名门世家，士大夫阶层为例。他们不仅通琴棋书画，而且尚喜"捶丸"(很像高尔夫球)，更有欧美贵族所没有的"曲水流觞"之娱。中国古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有赛龙舟的大型活动。由于世家多为名门之贵，世代显赫，春季赛马踏青赏花，绘画观画等已是溶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方式。
而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社稷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文化修养"琴棋书画"，决定了他们在诗词歌赋上几乎人人都是高手的超然局面。中国古代名门之家，用现代的眼光看，也许称不上真正的贵族，但他们推崇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比起现代贵族的高贵"干净的活着，优雅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不仅不比欧美贵族逊色，而且他们奉行的"立德"、"立言"、"立业"的志向和胸怀，都要比西方的贵族精神深刻深远的多。
欧美贵族重视内敛，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则讲"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西方贵族讲究待人接物时的礼节，而中国古文化则要求名家的教育要"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在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要求贵族子弟吃粗茶淡饭，睡硬板床，每天接受严格的训练，据说还有军事训练，来培养贵族强健的体魄。而中国古代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中，就有射箭和驾车。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虽是全天下的礼乐权威，但在射箭和驾车上也是一流的高手。在中国古代的西周贵族教育中就非常注重礼乐射御来强健贵族的体魄，今天英国的伊顿公学的贵族教育与千年前的中国贵族教育，有着相同的贵族气息。对比古今中外，让人觉得东西方的贵族精神似乎有着穿越时空的相似。
孔子改革了中国古代贵族的教育模式，《论语》记载："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于是，在中原大地产生了大量的文士，武士，勇士和谋士。尽管这些士，还并不是真正的贵族，但是他们身上流露的贵族气息，宽广坚忍的品行，严于律己秉承"慎独"，恪守名节忠君为国，这一庞大的精英群体，共同传递着中土的贵族气息，或许，今天的贵族也难以匹及。
直到清末，中国的这种贵族气息都还散发着浓郁的芳香。这种芳香，可以晚清的"士绅精神"里得到很好的注解。从1905年为清光绪31年，危机四伏的清王朝终于下诏"预备立宪"。作为预备立宪的重要组织部分，各省在1909年（宣统元年）完成了地方议员选举，成立省谘议局；并于次年完成了资政院议员的选举，召开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宣布资政院开院。——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中国政治史上第一个最接近于现代议会的代议机构自此诞生了。
之所以用"最接近于现代议会"的措辞来形容晚清的谘议局、资政院，是因为谘议局与资政院毕竟不具备地方议会、国会的法律地位与权力。按照《谘议局章程》的设定，各省谘议局有权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项；议决本省财政预算与决算、公债制定；修改本省单行法规、章程；接受本省民众建议、陈情；监察地方行政机关。但是，各省督抚对谘议局有勒令停会和奏请解散之权。而根据《资政院章程》，资政院尽管掌握着议决国家财政预决算、审查税法、弹劾军机大臣等权力，却不具备国会最重要的权力——制宪与修宪之权，而且议员议决的议案要向君主"请旨裁夺"，换言之，定夺的大权还是操于君上。朝廷成立资政院的初衷，也是考虑到"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故先"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资政院只是一个训练议员能力和缓解立宪舆论压力的过渡机构。从"谘议"、"资政"的名称也可以看出，清王朝的本意是想将谘议局与资政院当成咨询顾问的机关，而不是三权分立构架下的地方议会与国会。不管是中央的资政院，还是地方的谘议局，从制度的层面来说，都不具备完全独立于皇权与行政系统的权力。
但尽管如此，谘议局与资政院的议员甫一登上历史舞台，便展现出令人惊艳的独立品质。虽然法律（《谘议局章程》、《资政院章程》）赋予他们的权力是残缺不全的，但议员们寸权不让，寸土必争，即使面对强势的军机大臣与地方督抚，也毫不示弱。
地方谘议局成立前夕，主持晚清预备立宪的机关"宪政编查馆"曾对谘议局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文往来格式作出了规定：督抚对谘议局用"札行"（上级对下属的公文体例），司道对谘议局用"照会"（平级使用的公文体例），谘议局对地方政府用"呈文"（下属对上级的公文体例）。也就是说，地方谘议局被当成了督抚的下属部门。1909年10月，谘议局第一次开议，议员们首先便拿这个轻视谘议局地位的公文体例开炮，纷纷致电宪政编查馆，质问驳斥。宪政编查馆被迫修改了公文体例：督抚对谘议局还是用"札行"，但对议长、副议长，则用"照会"。议员仍不满意，又致电抗议。迫于各地议员压力，宪政编查馆又修改公文体例，不再在行文格式上视谘议局为督抚的下属单位，而是与督抚平行的议事机构。但议员们还是有意见，最后以"谘议局联合会议决"的名义，呈请资政院更正。议员们要争的，显然不是文字，而是文字所象征的谘议局地位。
1910年，湖南谘议局的议员则将矛头对准了新任巡抚杨文鼎。原来，当时湖南的财政出现严重赤字，杨文鼎便效法其他省先例，发行120万两银的公债来弥补窟窿。此事已上奏了朝廷，并获得批准。应该说，以发行公债的方式缓解财政赤字，不失为可行之策，这也是现代政府的惯常做法。但杨文鼎在程序上犯了错误，因为根据谘议局的权力清单，地方政府发行公债，须交谘议局议决。杨文鼎却绕过谘议局，径自奏报朝廷，而朝廷居然还批准了，这不是显摆着将谘议局的议决权当成透明的空气吗？因此，湖南谘议局的议员意见很大，议长谭延闿呈报资政院，要求对湖南公债的合法性与杨文鼎的违法行政进行审查。
资政院特任股负责核查这起公债案，得出的结论是，杨文鼎侵夺谘议局权限，违反行政程序。于是资政院通过表决，裁定杨文鼎侵权违法，并奏请处分杨文鼎。但从内廷发下来的上谕，只是承认杨文鼎有疏漏之处，对他却无半点处分。资政院的议员大失所望："就是一个御史参一个督抚，亦不至如此无效。而资政院全体议决之件如此无效，何必设立资政院？"有议员提出：军机大臣必须到院解释。因为上谕是军机大臣副署的，应该代君主承担责任，接受质询。多人附和，大喊"尊重谘议局局章"。当时的领班军机大臣是庆亲王奕劻。但奕劻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到资政院解释。军机大臣的怠慢，进一步刺激了议员。他们开始酝酿弹劾军机大臣。之后又发生了几件让资政院觉得被军机处藐视的事情，议员们彻底被激怒，以112票的多数（到会124人）同意弹劾军机处。
但弹劾奏稿呈上去之后，监国摄政王亲笔书写朱谕回复，称"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这是叫资政院少管闲事的意思。资政院议员当然不服气，又发起对军机处的第二次弹劾，并批评监国摄政王的朱谕不合"立宪国精神"。还有议员叫嚷：资政院权力不受尊重，不如"解散倒觉痛快"。各省谘议局这时也挺身声援资政院，称资政院若解散，各地谘议局也随之自动解散。而另一边厢，一众军机大臣也向监国摄政王提出辞呈，要求全体辞职。
摄政王左右为难，两边都不敢得罪。最后只能冷处理，将军机处的请辞报告与资政院的弹劾奏稿均留中不发。这起弹劾军机案终于不了了之，不过资政院议员显然已经让朝廷的官僚集团见识了他们的硬骨头。
清末资政院与谘议局运行的时间不过短短两三年，清廷逊位之后，多数议员便退出了政治舞台，而转向社会建设。但在这场短暂的晚清议会政治操演中，绝大多数的议员都表现出了不屈服于权势的独立品格，虽然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资政院与谘议局并不具备完整的独立地位。
为什么晚清的议员普遍能够保持独立品质？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国会，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获得了与行政分支并峙的独立性，但民国议员时常闹出贿选的丑闻，政治品质远不如晚清议员。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晚清议员都由当时的社会精英所组成。《谘议局章程》对议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均有严格限制：只有曾在本省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3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或获有中学以上毕业文凭者；或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者；或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或在本省有5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才具有选举权。凡有选举权、年龄在30岁以上之人，都有被选举权。资政院的议员，则一半钦选，一半民选，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选举明显缺乏代表性，大部分底层民众被剥夺了选举权、被选举权。但不必苛责，那个时候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实行普选。而且，代议制政治的要旨，与其说是"民主"，毋宁说是"分权与制衡"。就权力制衡而言，谘议局与资政院议员的选举机制，可以说是达到预期的。
因为这个机制选举出来的议员，基本上都是社会精英，其中占最大比重的当属士绅与绅商群体。晚清之际，士绅与绅商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彼时之城市治理、乡村建设、慈善公益、社会自治、实业经济、立宪舆论，基本上都由士绅与绅商主持。这个群体，生活无忧，通常都比较珍视自身的荣誉，有着改良体制的公共关怀，也不缺公共治理的经验与技艺。这便是所谓的"士绅精神"。
当他们当选为谘议局或资政院的议员，这股"士绅精神"便促使他们耻于当逢迎势要的"举手神器"，而敢于在议席上挥斥方遒、傲岸不屈，因而对官僚集团的权力构成强大制衡。……
仰望中国古代这种贵族气息，敬慕神州大地流淌的富饶与贵气。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世界，恍然似见，那古老的贵族气息，已经流向世界。
要诘问的是：时至今日，这种贵族气息在中国大陆还有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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