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市场对于会上将提出的改革建议过份乐观，因此，当三中全会于11月11日发布的公报既缺少改革承诺、又没有具体措施详情，市场人士不觉大失所望，这种失望情绪盖过了公报的积极意义。市场有理由质疑中国改革前景。该公报概述了中央政府的意愿，如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司法改革，令司法系统不受地方政府干预；并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协调并监督改革的实施。这些措施对促进中国经济重整至关重要。
尽管此次三中全会一如既往，将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但中央仍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包括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未来十年都不会进行重大改革。该公报仅简短地提及了土地改革，却未提及利率改革及资本项目开放，也未提到独生子女政策及户籍改革。
未来几周，当局将公布更多改革措施的详情。但中央在三中全会之前便已排除推行政改的可能；不实行政改，便无法迅速推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因此不要期待未来公布的改革详情有任何突破，也不应天真地认为新一代领导层能迫使官僚机构按中央意愿行事。考虑到中央政府往往无法在地方层面执行政策，且中国各省市普遍存在紧密的人脉关系网，因此期待领导层迅速推进深层次改革是不现实的。同时，资本账户不能自由兑换也是一面强大的盾牌，保护中国免遭外围冲击，并可以拖延时间，让改革成形。
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前有两次突破，分别发生于邓小平领导下的1978年及1992年。与之相比，国家主席习近平如今面临的情况不同，挑战也更艰巨。反对邓小平改革的人士是出于意识形态立场，与个人利益无关。要击败这些反对派，就需要在党内达成共识，质疑中共的意识形态，并赢取公众支持。通过刺激经济，邓小平实现了这些目标。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由国企主导中国经济，包括国企领导在内的权贵阶层获益巨大。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寻租机会，令这些特权阶层有钱有势。一旦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让市场主导经济、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将损害这些人的利益、削减他们的特权。简而言之，进一步结构改革是破坏寻租的手段，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
唯有在党国之外制造压力，才能迫使这些内部官员接受分散集权和自由化的部分改革措施，而这些政治改革措施正是中国经济迫切所需要的。没有政治改革，就无法解决中国政治与经济纠缠不清的状况。技术性的改革建议只能减轻经济表症，却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
中央政府也可以调动市场力量，如放开资本账户和汇率管制。这是另一种制造外部压力的办法，有助推动一些变革。因此，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达致结构性改革的手段，而非当成目的本身。不过，资本账户和货币完全可兑换将带来一些政治变革，而政治变革又将妨碍资本账户的开放。如果说结构性改革是岩石，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是硬地，那么中国正好困于两者中间。
不过，这些问题虽难以解决，但并非不能解决。中国结构性改革有望缓慢推进，而且三中全会公报已指明一些未来的改革方向。公报提出，应提高市场地位，让市场在经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民营资本和股市将在资源配置中担当更重要角色。机构改革的关键是重新界定国家与市场的界限。如果这项改革继续进行，并能够妥善实施，将有助提高生产力，维持经济增长。
中央希望通过完善社保体系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并统一农村和城市土地市场，迈出土地改革的第一步。这些应有助增加家庭财富、提高民众信心，从而有助推进城市化和刺激消费增长。这些将有利新产业获得战略性投资配置，其中包括IT、医疗保健、服务业和消费行业。
这次三中全会没有提出支持结构性改革的政治改革战略，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会议。但会议也并非没有亮点。改革能否进行，很大程度取决于领导层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对抗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消弭他们对改革的抵制。以切合实际的角度看来，我们只能期待改革逐步展开。
相关日志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