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突如其來的越南工人打砸搶事件，說它「排華」也好，說它「反中」也罷，總之，這事件令兩岸的新聞媒體陷入了空前尷尬的處境，但是，媒體圈對處理這類尷尬還沒有準備好，也搞不好過一陣子就賴掉不處理了。
中國大陸尷尬在哪裏呢？如果打砸搶和損失的十億美元，發生在「溫商」、「粵商」、「浙商」身上，在當年「血染的風采」記憶猶新之下，當局不可能像當下這般輕描淡寫；但現在發生在「台商」身上，當局的態度就頗有「雖然情況嚴重，但台商不是中商，台商自有台灣政府處理」的意味，主動把台商的遭遇隔離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之外。
照理來講，當下被「恐中」情緒籠罩的台灣社會，應該很高興看到這種「台灣人的事台灣自己來，中國不插手」的態度，但是由於這兩年來「台商」幾乎變成「親中」或「棄台」的代名詞，使得台灣社會也很難敞開心胸來同情這次在越南受難的台商，因為他們多半是由中國大陸轉進越南投資的老台商。
狀況或許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問題：「台商」，究竟是「台灣人開的公司」，還是「來自台灣的公司」；表面上看起來沒差，但是前者是屬人主義，講究的是血源，後者是屬地主義，講究的是法律位階。
讓我們設想一個極端的情況：一名台灣人移民非洲後賺了大錢，他帶著非洲公司的資金到福建投資，在屬地主義下，那是一家「非資公司」，但在屬人主義下，福建台辦會把那當成「台資公司」。然後，這家福建公司又把利潤轉投資到了越南。請問，這家越南公司是台商企業，還是中商企業？聽起來很極端，事實上這種事天天在發生，公司明明已經搬到新加坡或薩摩亞，法律和稅務上已經和台灣沒有絲毫關係，但實際控制人還是台灣人，所以大陸的國台辦把它當「自己人」，而台灣的銀行也把它當自己人來徵信貸款。
當然問題就來了。風光時，各方把它當自己人，但當這樣一家公司在越南（或其他國家）被欺負了，被燒搶了，中國政府該不該負責？台灣政府該不該負責？兩邊的社會，應不應該強烈感受到「台灣同胞被欺負了」？兩面不搭，這批大多由中國轉進越南的受害台商，竟然陷入了「爹不愛、娘不疼」的境地；說它姓「台」吧，台灣社會把它歸為親中，說它姓「中」吧，大陸說它老闆是台灣人，那乾脆就姓「華」？東南亞當地老華人說，我在此三代為家，我才姓華，你不過是過客，來攪什麼局？
「台商」在維生系統上兩棲，下水能游、上陸能跑。在地位上它又是蝙蝠，遇到需要繳稅時它通常是鳥類，遇到囤地蓋房的機會時，它就扭身變成哺乳類。這真的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就是台灣地緣和歷史的自然產物。四百年來，台灣就是各式各樣人的基地，能夠適應基地生活者成為長久居民，不適應者成為過客。說好聽的，台灣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度，不斷有人移進，不斷有人移出，因此台灣對多重國籍的容忍度極高，許多人有一本以上的護照，外加一本台胞證。政界、商界、學界、媒體界，只要是叫得出名號的人，幾乎都有父母兒女或至親擁有外國身份。誇張一點說，台灣有成就者，人人多少都有「台商」心態也不為過。
台灣社會現在想忘記這種「過客的詛咒」，從過去的「愛台灣」口號，一直到今天的「自己的台灣自己救」，都是一種對過客心態的否定和輕蔑。但是每隔一陣子，總會發生某件大事，提醒了台灣人，其實過客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還在在的主宰著大多數人、大多數事。不但身受歷史烙印的大人們如此，連現下年輕人所追求的「小確幸」，本質上都是一種沒有人生目的而只把自己當作生活過客的台式價值。
過客到哪裏都不講究沉澱，通常是「遊牧主義」掛帥，這很符合做生意和資本流動的原理。但是，遊牧到了最後，水草割盡之後，總得在某一個地方生根下來；台商收割完了台灣本島，轉向大陸收割，大陸騰籠換鳥後，又再轉進東南亞放牧。再過十年，台商只能去印度，然後再過十年，台商就會成為歷史名詞。大約前後一甲子六十年的時間，所謂的「台商」將走完它的生命週期。台灣經濟倘若不在台商週期結束之前出現本質性的轉型，前途將無所依託。
過去二十年，台商在中國大陸，基本上吃的是生產飯和銷售飯，附加價值高的環節諸如設計、服務、高端人力資源，台商基本上捨不得投資。因此，當大陸的競爭者自我提升之後，台商通常就是帶著他二十年來的死忠中國幹部，轉戰內地或東南亞。把落後的設備和管理帶到更落後的地區，一段時間後，當落後地區的工人進步之後，同樣的問題會再度上演。今天在越南如此，明天到緬甸、柬埔寨還是一樣。
越南財物受損的台商，要不要討回公道？一定要。在異地被欺負了，應該向哪個政府求助？哪個政府有義務？一個原始而簡單的原則就是：向哪個政府繳稅就向哪個政府施壓。這是基本的稅收權責相符原則，當然，如果是全球不交稅的水陸空三棲企業，那就只能依靠血源論或民族親情論撐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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