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鲁奇尔·夏尔马
越南是一个小国，但也拥有巨大的推力。在过去10年的中期，大批投资者不仅把越南看作下一个中国进行大肆宣传，而且相对来说，他们在越南投入的资金比曾经在中国投入的资金还要多。在2007年的高峰时期，这样的投资为一个800亿美元的经济体带来了170亿美元的净流入，这个比例是中国曾经达到的水平的5倍。随着炒作的升温，河内的办公楼价格比上海或北京还要高，因此有人不断施压，要求成立越南专用投资基金（我反对该做法，因为我觉得越南太小，还不足以承受这样的炒作）。当时越南本地股市的总值只有250亿美元，仅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的美国公司的市值。到2007年底，涌入越南的资金数量超过了这个国家的吸收能力。领导者无力把控经济发展，2008年经济泡沫最终破裂。
越南从来不是也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这种独特的幻觉是投资者和媒体依据两个国家拥有看似相同的社会和政治基石而营造出来的。越南直到9世纪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越南人曾经使用汉字，至今仍然存在的佛教、道教和儒家等活动也是从中国引入的。这段共同的历史曾被邓小平引用，他在越战时期说中越是"唇齿相依"。
越南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施务实的改革，跟邓小平10年前在中国进行的改革非常类似，两个国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相似。少量的市场逻辑就能让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接下来的几年内越南取得了7.5%的年增长率，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越南成为第二个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成功的案例。
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威权资本主义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其一，越南的9000万人口不到中国的1/10，因此绝对市场规模的优势被削弱。该国未经开发的劳动力和低工资得到了充分利用，但如果没有畅通的道路或港口把产品运往市场，劳动力的低成本并不会为工厂主带来多大好处。尽管中国已经证明，集权政府可以成功地运行计划经济，越南则向世界表明成功依赖于谁在发出指令以及向谁发出指令。事实上，越南强有力地证明了50/50法则：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政治领导人。
越南是一个由那些没有理解经济改革基本要素的人领导着的，稳定地施行计划经济的突出例子。它的执政者既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过去10年外资汹涌而入的状况。跟日本一样，越南也是一个共识主导的社会，这会放缓决策的速度并增加成本。当中国要修建一条新公路时，政府会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越南政权尽管很强大，却缺乏有效的征用权力。当它需要土地时，需要从当地的腐败者手中高价购买。目前说明这种现象最好的例子是仍在规划中的连接河内和胡志明市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标价均为500亿美元，其总价在一个规模仅为1000亿美元的经济体中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此外，由于糟糕的构思，那些已经建成的设施的运营成本远远高于中国。很难将越南与国际航线连接起来，因为越南的54座港口多数是为了河运而建设的。水道太浅，泊位太短，码头的仓储空间也不足以停泊大型船舶。南方和北方通往沿海的道路一般都很糟糕，很多港口建在上游很远、需要一两个小时车程的内陆地区。即便是规划中的从首都河内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也还未修建。
老化的内河港口使得在越南停靠的船只平均运输量只有169个集装箱——这太少了。国际标准货船包括从最多承载1000个集装箱的接驳船到最多能承载1.5万个集装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这些新的庞然大物实在太大了，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或苏伊士运河，越南最新的港口也无法容纳它们。更糟的是，越南有一半港口位于中部沿海地区，仅有20%的经济活动发生在那里。部分原因是多数港口属于同一家国有公司，而该公司的开发决策受到当地政客的影响。
这个错误不会发生在中国，政客的影响不会导致持续不合理的经济决策。我们已经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选择开放南部沿海地区，这能让中国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世界贸易，尽管这个决策导致了短期内地区收入不平等和政治风险的增加。越南与中国在港口发展速度之间的对比如同黑夜与白天：10年前，中国在运输方面还没有世界排名前10的港口，而今天它拥有4个。
越南正在沿着更为典型的专制经济路线前进，出于政治原因进行投资。政治家的不断干涉是越南榕橘炼油厂从1988年就开始计划，但直到17年之后才开始动工的根本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3个主要的国际合作伙伴无奈地放弃了这个项目。该项目位于中部的广义省，距离南部油田超过600英里。没有管道或新的公路把炼油厂与油田连接起来，而且该项目被设计用来处理高品质的石油，但是越南油田只出产低品质的石油。早期运营发生了很多故障，以至于工厂超速折旧，这会在未来推升该厂出产的汽油的价格。
外国资金自2008年开始逃离越南，现在越南急需修建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资金。当外国投资者真的到来时，他们把钱投向了越南明显不需要的房地产等项目，比如距离胡志明市3个小时、价值40亿美元的新赌场。它将不对本地人开放，与澳门和新加坡那些更易到达的赌场争夺国际游客的竞争也将举步维艰。
政治操纵着资金向错误的方向前行，因为政府当局仍在凭直觉而不是让市场决定价格。这一点在利润流向外国人时尤其如此。仅举新申办项目一例，越南政府人为地把费率定低，让越南的电价成为该地区的最低电价。该项目的预期回报率只有4%，与此对照的是东南亚12%的平均水平，而越南当地的利率为24%。因此没有人愿意承接这类项目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越南领导人如此迷恋于维持与中国相当的增长率，不断地向经济投入超过其自身处理能力的资金。越南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除非它开始修建公路、港口，成立稳健的公司对大量的投资加以利用。2008年时这是越南的根本问题，今天依然如此。尽管外国放款人目前在回避越南，越南当局在2008年危机之前仍然以新兴世界的最快速度增加银行贷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危机之后依然如此。如果实力雄厚的公司不把这些贷款用于正途，这种印钞只能有一个结果：通货膨胀。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贷款热潮如果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让银行贷款连续五年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扩大，通常都会产生问题，太多贷款流入了没有价值的企业，造成坏账的不断累积。东南亚各国在1997~1998年的危机之前都违反了这个规则，而越南则持续违反了十年以上。
在2011年的年底，越南的通货膨胀率接近20%，并开始逐渐脱离控制。外界对越南央行管理通胀的能力缺乏信心，因为跟越南大多数机构一样，越南央行并不是独立的。越南国家银行已多次尝试切断与政治权力结构的联系，但都徒劳无功。以共识为基础的规则的要求仍然胜过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要求，后者包括从设定利率的重要工作中消除政治干预。
越南政府似乎正在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对国有企业施加更多干预和救助。任由这些国有企业失败将会让很多国有银行同归于尽——50%的国有银行贷款流入了大型国有企业。越南央行曾试图放松国有企业的贷款条件，但这导致很多越南人把存款兑换成黄金或投入本地股市。这让越南盾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到2011年底越南央行每6个星期就要动用10亿美元避免货币崩溃。
中国令人可喜的成果部分归功于中国的领导人。相对于越南领导人而言，他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更深谋远虑。中国的精英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今天的很多中国领导人都曾接受过西方教育，至少通过他们的同僚接触了西方思想。相比之下，越南的精英们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还在把孩子送往苏联和东欧的大学。在越南领导层中没有工程师，六名高层主要由律师组成，还包括一名经济学家和一名哲学家。社交技能的重点在于跟共识驱动的社会的指令保持一致，但目前的共识继续排斥很多最棒和最聪明的人。
中国在任人唯才方面比越南要好得多，哈佛大学越南项目的副主任本·威尔金森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决定性政治事件发生得更为久远。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中赢得声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虽然与那一代人拥有联系仍然会对政治家提供一定的帮助，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越南的形成性事件是北越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取得的胜利，很多越南领导人是退伍军人，或者是军人的后代。如果某人的父亲曾为南越作战，他获得重要的政府工作的机会将会非常渺茫。来自胡志明市的官员所能取得的最高职位是越共中央政治局的第6名——胡志明市是战时南越的首都——这个职位现在由经济学家黎清海担任。他的成功被视为对南方的偏见逐渐减少的标志，但距离全部消失还需要一段时间。
近年来，越南投资于教育的资金实际上比中国更多，但大部分都进入了小学和高中。当中国已经开始产生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越南的高等教育还处在黑暗时代。外国公司对越南缺乏熟练劳动力这一事实越来越失望，转而选择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英特尔2010年在胡志明市成立了一家价值1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施工过程中由于偷工减料导致部分屋顶坍塌，因此延期了一年完工。这座工厂原本计划聘用4000人，但是基本英语和技术能力测试的通过率太低，以至于首批1200名申请者中只有4名被聘用了。这家工厂不得不开始现场培训新人，但仍然人手不足，预计要到2016年，该厂的设施才能开始全速运转。
事实上，全世界或许没有一个人均收入在1300美元的国家拥有能够生产计算机芯片的劳动力储备，因为之前他们干过的最复杂的工作就是生产鞋子和衣服。重点是越南一直在尝试（伴随着外界的大量鼓励）跳得太高太快。然而到现在，一个希望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高出中国一个百分点的国家却要慢上3~4个百分点，大约是5%。外国资本的流入速度显著放缓，而且在越南的领导人理解如何运行计划经济之前不大可能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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