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日本安倍内阁召集会议，通过了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有关自卫权问题的内阁解释，这一举措在日本国内引发了相当的反对，而在中国，由于近年中日关系持续保持高度紧张状态，因此公众中自然发出很大担忧。抱文革式极左外交观念的意见领袖借机推广其中日军事对抗的主张，而即使在一般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人群中，也对日本的举动感到猜疑。在此之下，所谓自卫权解禁对于日本和中国到底有何影响，对于日本历代政治家一直希望推动的成为正常国家目标有何意义，倒反而有所忽略。
日本在战后一直处于战败体制的直接约束之下，这一独特的国际政治地位的标志即《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所宣示的放弃集体自卫权的条款。在战后很长时期内，这一条款的坚持被日本当作向外部世界宣示战后新日本国家奉行国际和平政策的工具，也是其在向亚洲和全球拓展经贸事业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政治担保。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及其更新为这一源自雅尔塔的战后秩序提供了背书。这种独特的国际政治状态，在日本就是所谓的非正常国家状态，其实是战败国体制的含蓄自称。
必须看到，战后70年来，无论亚太的力量格局，还是美日军事同盟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和中国力量的崛起，美国在亚太力量的比例中已经缩小，因而二战的战后体制在亚太和西太平洋已经彻底失去了其客观基础。面对亚太正在混沌博弈中萌生的未来秩序，日本需要从法制上和政治上更彻底摆脱历史，从而为自己在现实和未来的亚太大国格局中获取一席之地，这种热情本身并不是不能理解，也无可厚非。同时，虽然这一进程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不小的挑战与变化，但并没有丝毫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走向正常化的日本与战前奉行军国主义的帝国日本可以等同视之。当然，目前的解禁自卫权（其实是部分解禁）还只是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一步，距离日本可以完全自主运用军事力量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终极目标还非常遥远。
日本的正常化进程本是美日军事战略同盟转型的一部分，美国希望日本以更平等的伙伴姿态参与其亚太战略整合，即所谓再平衡，因为日本的再武装和正常化并不是美日同盟出现裂痕的标志。恰恰相反，这是美日战略合作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加深的成果。
长期以来，中国对日政策和舆论基本的理论方法是基于历史悲情和历史认知。悲情使中国仅从虚妄的历史重演角度看待日本的政策变化，而对二战战胜体制的坚持则使对日政策理论陷入脱离现实的境地。中国的邻国中，可以说除了日本，都是所谓正常国家，而与这些国家，例如印度和越南等，也有各种包括主权争议的矛盾，已经历史隔阂，中国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并未感到特别的不能适应，因此，对日本正常国家化的普遍激烈情绪反应其实只是一种历史上深刻的恐日症的现实折射而已。这种非理性的恐日情绪使中国既不能知己，复不能知彼，无法意识到自身力量发展及运用力量状态与日本对华政策之间的相关关系。
从中国内部的状况来看，由于长期不能完成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后冷战时期的执政集团出于自我防卫的需要剧烈转型民族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结合的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在社会矛盾加剧和政治安全问题突出的危机意识下，对外政策的政经分离更加严重，这也给中国的国际政治政策带来难以消除的内在冲突。
中国国内正在经历一个重建红色政治威权的内部政治进程，而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政策中却大力坚持国际民主的外交理念。自八九革命的镇压以来，执政者采取了各种措施，投入天文数字的资源，对内建设警察国家化的管控平台和体制，这一内部政治方向与国际政策的和平宣示构成了矛盾却依存的特色国家形象，可以说，中国因为这种内外政策的南辕北辙而塑造和加剧了自身非正常国家的国际公共形象。在这种内外背离的政策施为中，中国的对日政策，也与其他内外政策一样，虽经常投入巨大资源，却由于内在的自我冲突而效果缺如，甚至起到反效果。
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全球利益，要求其建立更富于现代化效率的国防军事机器，但由于在政治上的国际对立状态，这种力量的建设不仅没有增强对中国合法国际利益的照顾，增进安全系数，反而招致更大的周边和国际猜疑。即使在经贸领域的广施恩德也并没有赢得信任和友谊，反而被视为神秘的扩张野心的前驱。凡此种种，都是因为中国选择走非正常国家的特色道路的战略错误所致。战略的错误不能由战术的进展弥补，反而由于战术的进展而加剧战略的困境，犹如负薪救火。这与战前日本帝国的状态是有很大相似性的。可悲的是，在国内执政者有意纵容和支持的悲情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下，对这种错误战略得不到应有的反思，而非宪政和无政治反对的决策与执行机制也不可能提供政策修正机会，因此，冷战式的帝修反包围圈政策成为自我实现的坏预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比日本更需要成为正常国家，因为在当今世界，以自说自话的方式界定、推行和维护国家利益已成为不可能，而作为首要的国际主义大国，要更好地确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并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大国展开正当的国际竞争和合作，则中国要首先完成自身的正常化，也就是社会和政治转型，这已是不可避免的首要国家任务。否则，以非正常的中国去应对正常国家日本的挑战，无论斗外交、斗经贸，或斗军事和斗国际公共形象，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倍而功不能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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