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大陆查处的腐败高官，不是卖官，就是买官。徐才厚卖官，他到底收了多少钱，要不是纪委方面帮他统计，恐怕他自己真的弄不清楚。又有媒体报道，苏荣之妻于丽芳参与卖官。从市场常识来说，一个卖官的，必定也是买官的。买来自己的官帽，始能掌握一批官帽，并且批发出去。
现在查处了卖官的高官，表明中央反对买官卖官的态度。禁止买官卖官之后，官位变成一种"非卖品"，但毕竟也不能永远放在橱窗里供人们挂眼科，到时候还是要安排给一定的人选。花钱买是不行了，结果就只能是领导给，主动权操在领导手中。这是不是就一定比金钱买卖要好呢？
中共公开宣扬的用人标准，向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德看得很重，似乎是第一位的东西。但德是什么呢？说起来可能"内涵丰富"，比如党性强、为人正派、团结同志、清正廉洁之类，说到底并没有一个客观量化的标准，说出来谁也不好反驳。徐才厚、苏荣未倒之前，谁敢说他们"德才不备，失道缺德"了？最后必定是，凡是领导欣赏的人，无不"德才兼备"。
据说谷俊山能够飞黄腾达，与其命中"贵人"徐才厚有莫大关系。最后徐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而谷则跻身总后勤部副部长，捞钱以亿元计。如果徐才厚确曾给谷俊山升职以援手，他就少不得要表扬谷"德才兼备"，军委听取汇报后，恐怕也会一致认为，谷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同志。
虽然这个"德"字说起来玄之又玄，但对于领导来说，"德"其实可以一言以蔽之，就一个"忠"字。我让你当官，你对我忠心不二，对我负责，帮我担责，维护我的权威，拓展我的利益。说穿了，就是两个人之间建立利益同盟关系，成为栓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谷俊山担徐才厚的责，帮徐才厚谋利，便是忠徐之事，在徐看来就是"德才兼备"。而要建立利益同盟，前提是信任，主要是领导对下级的信任。 。
也就是说，一个人算不算"德才兼备"，要由领导说了算。在领导信任之前，组织的考察报告、官员的年终总结、掮客的大力推荐等，都不能算数。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中，下级就是上级政治生命和利益链的延伸，关乎领导身家性命。官帽给谁，既不是党务，更不是"国是"，而是一桩血淋淋、冒铜臭的私务。
在中共党史上，充斥着"识人"、"超常规用人"的政坛佳话。 1951年春，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领导人的工作汇报。时任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纪登奎汇报得有条有理，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毛后来甚至到处宣传纪是他的"老朋友"，纪自然成了"德才兼备"的革命接班人。后来纪登奎一路高升，直到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样的事发生在1980年7月，邓小平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陪同，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时年38岁的王兆国担任二汽副厂长，在邓小平身边备问。王兆国给邓小平留下的主要印像是年轻，但后来被邓小平想像成"德才兼备"。两年后，邓小平把他调到共青团中央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只是后来，邓小平觉得他远非"德才兼备"，于是将他打入冷宫。
这是一种以党和国家名义发放官帽的做法，组织原则、党的利益只是一面光鲜的大旗，大旗招展处其实只有寡头们赤祼祼的权力意志与利益诉求。一个官位就像一棵树，它不会凭空出现，背后总有一个种树人，每个官位背后都有一个"种官人"。中组部副部长说，郭永祥、李华林、冀文林们"为人正派、团结同志"，是担任某个高官的合适人选，平头百姓以为他们是公事公办，明眼人却知道幕后是周永康在操纵。这种官位与"种官"的隐秘关联，使得组织提拔永远限于寡头们的小圈子，得官者若非领导的秘书或其他亲信，就是领导故旧的子弟。
对此，寡头们心知肚明，相互之间有时候也得抬桩，但有时候也难免相互拆台。如果轻易举手同意，实际上就是替别人的树蔸浇水。所以毛泽东和邓小平喜欢跳出老北京的圈子，将一些圈外人拉进政治的局中。走出北京城，亲自去"识人用人"，可以避免替人浇水，达到了为自己"种官"的目的。
官是我"种"的，将来的收获自然是我的。这种官与"种官人"的关系，等于中国古代科举的上榜者与座师的关系，双方受用终身。等到领导功成身退，还有衣钵传人掌握大权，自己的子孙倘要办事，照旧是朝中有人，自然可保心想事成。这就是中国"红二代"、"红三代"神通广大的奥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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