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生于潮汕，流浪香江，自由自在传媒女"、笔名"不欢"的一位记者发了篇文章《被逼疯的香港》，写得很好。但作者认为两地矛盾愈演愈烈的"问题根源在于两种制度的冲突，这种制度的冲突一天不变，矛盾就无法缓解，只会愈演愈烈"的判断我却不能苟同。我认为，当下一小部分香港人，不是被大陆和香港两地不同的制度逼疯的，也不是被两地人不同地文明习惯逼疯的，而是被自己逼疯的。
文中谈到的大陆和香港的矛盾，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2014年内地幼童旺角便溺事件；2011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的宿舍洗手盆中出现一堆食物残渣，有港生认定是内地生所为，在"民主墙"上贴出"大陆狗"字样谴责，"民主墙"上于是掀起两地学生的骂战，成为媒体报道焦点；随后不到一个月，城大的学生会选举中，参选的内地生因为是共青团员而遭到围攻，认为会将学生会"染红"，因此以城大为首，好几个香港高校的内地生发起了以"我戴过红领巾但我不是怪物"为主题的红领巾运动；2012年1月初，一家旅游区奢侈品店的保安以"大陆人可以，香港人不可以"的理由阻止香港人在店外拍摄橱窗，激起不满，上千人聚集店外拍照；同年1月中，内地童地铁进食引发中港乘客对骂，2月初，港人集资在报纸上刊登"反蝗"广告。城大学生因使用粤语还是普通话产生矛盾；内地生车祸身亡，数千港人点赞；港人集资登报反对大学滥收内地生……
这些事情，都是生活习惯、文明养成乃至人生经历的小小不同，居然搞得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假设我们换一个场景，一只丑小鸭娶了白雪公主，或者一个农家女嫁进豪门，类似卫生间不会用、不会使刀叉、吃饭发出响声等生活习惯和文明养成等方面的小摩擦小冲突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那是不是也像这两地骂仗一样越来越升级直至扫地出门呢？有一个评价是这样写的，很到位："文明的意义除了不当街便溺，还有善意与宽容。前者是表象，后者才是根本。真正的文明，是碰到这样的情况，走过去善意谘询那位母亲是否需要帮忙，而不是冷漠地拍照当成渲染大陆人素质低下的又一个证据。大陆人的素质的确有待提高，但香港人的文明同样需要提升。"
文中谈到的Lily很有代表性。她是一个人过中年、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专业律师，待人和善亲切，彬彬有礼。 Lily住在富人区，开好车，与她见面的第一顿饭，约在记者不太消费得起的中高档餐厅，吃饭前她虔诚祷告，吃饭时给记者夹菜，拿着平板电脑给记者看她读小学的儿子作的画。难以想像网上的激烈言辞是她所写出。但是，每当有yx集会，Lily便像换了人格，带上V字仇杀队面具，穿着黑衣，走在队伍之中。她也不记得自己的"大中华"倾向是何时转变为"本土派"的，只知道"这种想法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渗透的。当你感受到这十几年来，政府越来越专横，对北京惟命是从，官员越来越腐败，普通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时，香港越来越糟时，你渐渐就会变了。"（请注意这里面几乎都是全称判断，而未必是具体指向某件事、某个人。——大焕注）
"我觉得香港挺好啊。"记者说，"我很喜欢香港的秩序，小到车辆都遵守交通规则，每个人都习惯排队，大到我只要有实力，无需走后门就可以到心仪的机构工作，不担心被关系户挤掉。在香港，只要遵守规则，就能活得很有安全感。"对于记者的赞赏，Lily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些也很快就会没了。"
当读到记者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立即想起了当年的纳粹分子。他们中的不少人，生活中不乏是个好妻子好丈夫好女儿好儿子好母亲好父亲，但是，一进入纳粹的场域，天使立刻变成了魔鬼。而他们自己一点也不自知，更不知反省为何物。
50年多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见证了组织纳粹大屠杀的主要人物阿道夫‧艾希曼的受审过程。在报道这场审判时，阿伦特提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词。在阿伦特看来，"缺乏思辨反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作判断即是个人与集体犯下政治罪恶的原因之一"。
在参加艾希曼审判前，和其他多数人的想法一样，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是魔鬼、恶棍和撒旦。然而，当亲眼见到艾希曼后，阿伦特对艾希曼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无知印象深刻，就艾希曼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他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更不是难以理解的。他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残专横，而且工作上尽职尽责，对家庭也特别有责任心，可以说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除了对自己提职晋升非常热心之外，恐怕没有任何不良动机，也不可能构成任何犯罪。然而，这也正是他最危险、最可悲之处。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身上所体现的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性恐怕能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在阿伦特看来，"平庸的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理论或者教条，而是表征着一个不思考的人为恶的实际特征。艾希曼既是一名循规蹈矩的职员，也是一名和蔼可亲的父亲，但他在面对选择时候的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抑或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却是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显着特征。恶之所以平庸，在于人们犯恶之后没有丝毫悔意，在于人们犯恶之后立刻就会忘却，而此时，犯恶就不再受任何限制。阿伦特相信，人们需要哲学来阻止恶，因为哲学就是对作为思想能力的理性的训练。
在"理性"这条道路上，阿伦特和先哲斯宾诺莎接上了头。斯宾诺莎认为，我们觉得自己最有激情、最有能力自主的时候，实际上却是最被动的时候。因为我们卷入了某种代代相传的感情激流之中，不由自主地作出激烈的反应，这种反应只能认识到情况的一部分，因为离开了思维就不可能看清全局。本能是强大的动力，也是危险的向导。一般来说，情感总是过度的，它会把思想固定在单一目的上，从而失之偏颇。
斯宾诺莎并没有把激情和理性对立起来。在他的划分中，一方面是无理性的激情，另一方面是受理性制约的顾全大局的激情。 "一旦我们对某种激情形成了清楚的认识，这种激情也就不再是激情了。心灵受激情控制的程度，是由头脑中充分观念的多少决定的。"只有不充分的观念引起的欲望才是激情，而"由充分观念产生的欲望则是美德。"一切理智行为都是道德行为，德行就是理智。反之亦然，理智才是美德。而理性、智慧就是在对全局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行动。激情的被动性是人类的桎梏，理性的主动性才能给人类以自由。伟人并非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统治者，而是超越了蒙昧的欲望，能够驾驭自己的人。
Lily的"天使与恶魔一体"，是所有非理性片面思考的人共同的表征和命运。它不仅是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显着特征，也是光明时代潜伏在人类灵魂深处最顽固的劣根性。在地域、族群、国度、集体、大众等"广场效应"下追求的所谓民主、自由、公义、真理和文明，事实上是单一目的、片面价值不断被放大、不断自我强化、自我加冕、不断自我神圣化的偏见。他们忘了民主和自由的真正含义，是妥协，是让步，是给对手以说话的自由。在大众洪流里，在场域的裹胁之下，需要的是表态而不是独立思考。只有越来越出格的表态才会获得"群体"的认同和拥戴，独立思考反而会成为另类而被冷落一旁甚至被群起而攻之。"平庸之恶"于是像美丽鲜艳的毒蘑菇一样迅速滋生暗长而人人不觉人人不知！天使与魔鬼，只在一念之间。在这里，无知就是邪恶，人类历史上多少"好心办坏事"就在这样的无知之下得以畅通无阻甚至一再得到特别的法律和道德豁免权，甚至被不断地予以道德加冕！我们以前有一个谬论，说什么"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智慧却往往不能填补道德"，事实上，道之不存，德将焉附哉？我们今天必须修正这个错误观念，把正确的道理掰回来：智慧才是美德，没有智慧（智慧和理性是同义词）就是不道德。
我们以前常常说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甚至中流砥柱，但正如"不欢"在这篇《被逼疯的香港》中所写到的："从往上到往下，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香港本土派，他们当中有年轻的学生，有社会地位较高的医生律师，也有网上知名的博客写手。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本土派都是香港的低收入阶层，事实上中产人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个观察和中国历史上造反起义的领头羊几乎都是小商人、小官吏、小知识分子如出一辙，可谓千年未变。他们中有的出于利益，有的出于对民主、自由等一知半解下的激进。
就像自由最大的敌人来自于自由内部的"积极自由"，民主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君主，而是来自民主内部的"大众民主"，以为"大众"就代表民主、正义和真理，就有不容置疑的道德正当性，这样的广场政治，无一不走向自己的反面，无一不带领着人们奋不顾身地走向丧失理性、丧失独立思考的、不受任何限制、足以激发和"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的"平庸的恶"！
天使和魔鬼没有截然分界。不要以为自己很优越很优雅（不论是道义上的"自认优越"还是物质上的优越），放弃独立思考和理性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天使和魔鬼之间只有半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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