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贝蒂
要了解中国在如何掌控自己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回顾一个昔日经济霸主的演化之路或许有所帮助，这个昔日霸主就是18和19世纪印度的英国殖民者。
英国对印度头100年的殖民统治事实上外包给了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一家由一群贪婪、敢于冒险的商人组成的公司。这些商人谋求的是让公司和他们自己发大财，而无意与意识形态产生多少纠葛。直到19世纪大英帝国接手对印殖民统治，正式的种族等级制度和帝国主义统治才凸显出来。
人们忍不住想要将中国视作一个商业霸主，拥有一套与这种地位相匹配的官方理论，即主张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它能够挑战"华盛顿共识"，即美国及听命于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一直以来宣扬的自由资本主义。
现实情形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上仍处于东印度公司阶段，奉行机会主义和务实主义，而无意于意识形态，也不在乎是否奉行一致的原则。（实行一党制威权统治的中国用事实证明自己奉行的是折中主义，而拥有开放市场的民主国家美国却奉行教条主义，这有些讽刺。）而尽管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的经济治理方法正朝着透明和多边的方向迈进，但中国对其他新兴市场的政策却大多是不透明和自私自利的。
比如说，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在非洲的身影，往往伴随着中国官员的民粹主义言论，说非洲需要一种适合自己的新经济模式。IMF和世行提供的资金总是带有私有化和去监管化的附加条件，对此感到厌倦的非洲领导人，无疑对中国愿意让他们对本国经济保持更大掌控表示欢迎。但中国提供的贷款引入注目的一点是，它不是带有其他种类的附加条件，而是根本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中国远非唯一这样做的，如今在拉丁美洲，有一家由16个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外加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同经营的地区开发银行——安第斯开发公司(Corporación Andina de Fomento)，该行提供的少附加条件的贷款所资助的基建项目，已超过世行和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资助的项目总和。）
事实上，尽管中国可以被视为一个大的援助贷款提供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让世行黯然失色，但中国提供援助的方式很大程度上着眼于促进中国企业的出口和投资，而过去20年西方援助提供机构渐渐被说服去改革这种方式。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已远远不再局限于众所周知的资源开采项目，中国已开始将非洲视为自己的重要贸易伙伴，它为非洲提供融资的明确目标就是扩大自身的商业和投资利益。
中国为非洲建设基础设施仅收取低廉的费用，或完全免费（非洲许多足球场都是中资建筑公司建造的），并以提供本国物资的形式进行捐助。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IM Bank)以优惠的条件为中国企业的项目提供融资和出口信贷。3年前，为了与中国竞争，美国感到不得不迈出极不寻常的一步——放松自己的出口信贷规则。
然而事实上，中国眼下在非洲的活动比前几十年政治色彩更淡。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援建行动，包括修建著名的、连接赞比亚中部和坦桑尼亚原首都和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坦赞铁路(Tazara railway)，曾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在非洲争取朋友，作为平衡苏联和美国的砝码。
如今，中国直接介入非洲政治的情况相对罕见，如果有也是经过仔细斟酌的。中国附加在对非援助上的唯一公开政治要求，通常就是要求对方宣布拒绝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例如，中国驻赞比亚使节曾公开批评对中国拥有铜矿和其他投资抱有敌意的赞比亚政客，引发了震动。但中国一直将此类介入控制在保护中国在所在国利益的范围内，而不是随意广泛介入所在国政治。随着赞比亚政府对中国敌意的减弱，中方抗议的音量也降低了。
那么，这种传统模式能否持续？抑或中国将不得不朝着更透明、更讲规则的接触方式转变？旧的方式显然仍生命力旺盛，单纯从中国自己（或至少是从中国领导层）的狭隘视角来看，这种方式看上去非常明智。
全球治理专家长期以来骄傲地维持了一项传统，就是抱怨中国对各种多边经济组织参与不够，尤其是中国对参与IMF和世行事务不积极，在世贸组织(WTO)谈判中也宁愿当配角。然而关于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合适界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偏重于出口拉动型增长（相对于内需拉动型增长）才合适的问题，中国自己也面临许多内部动荡和分歧。如中国落马的政治明星薄熙来体现的那样，不同部委和省份的看法分歧很大，并且对自己的看法都非常固执。
尽管这种分歧的具体情况很少公开，它仍然让中国向海外推广一种模式的任何努力变得非常困难。让中国政府的行为更多地暴露在外界目光中，比如让更多优惠融资接受经合组织(OECD)旗下援助监管机构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的监督，将在整体上迫使中国提高有关各机构职责分工的透明度。
有一个动机看上去可能会促使中国对其他国家采取合作态度。中国传统上一直关切的一点是，必须确保临近本国边界地区的安全。中国曾修建长城，并在许多个世纪里不断对其加固和重建，就证明了这一点。对北京方面而言，安全通常意味着经济发展。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在某些开发组织中，中国看上去确实在努力参与国际合作，而这些组织都与中国的邻国有关，比如将中国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联系到一起的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以及将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共同出资、拟建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蠢笨的单边军事冒险，只是成功激起了其他国家的普遍反感，因此它仅仅凸显出，合作或许比对抗更有利于增进地区安全。
任何人如果期待中国将迅速由东印度公司阶段跨越到大英帝国阶段，很可能会失望。中国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贸易国家，利用国家的力量在全球增进自己的商业利益。中国的经济外交带有务实的机会主义色彩，而不具备诸边或多边合作的特点。中国自身的内部改革，加上其难以独自实现的种种目标，都暗示出人们期待的这种转型将是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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