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阶层到底是什么状态？它到底要往哪里去？我在自我身份认同上出现的焦虑，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工商阶层对身份认同的困惑。
我第一次知道深圳是1966年。那时文化大革命，我串联到广州，知道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两种制度，是个很神秘的地方。那时把深圳的"圳"字都念错了，读成了川，后来才纠正过来。
到了1978年，我大学毕业到广州铁路局工作，到深圳来施工。印象很深的是蛇口的中英一条街，冷冷清清的，中间有一个界碑，这边是公安，对面是香港警察。还有，在深圳可以看香港电视节目，但是得偷偷摸摸的，在工地上看露天电视，公司政治指导员一来赶紧要换台，看得很不爽。后来认识一个老乡，周六就到老乡家里看，一直看到早上两点钟没有节目了为止。当时经常早上一起来，发现民工又少了一个，偷偷跑到香港了。
我在深圳施工半年就回广州了，但是深圳老乡每年春节会带点鱼之类的东西来到广州看我。1982年春节，老乡突然带着那时很少见的加州蛇果、新奇士橙来看我，他妻子还烫了一头摩登的卷发——以前可都是插秧的农民，一下我就愣住了，受冲击很大。我很好奇，专门到了深圳，一看就激动人心，到处是欢腾的工地，到处是车，在修路、平小山丘。从深圳回广州，我立刻就办了停薪留职。那时在机关，我是科员，知道这一生最多能做到副局级，已经能看到自己的追悼会是怎么开的。我很不满意现状，觉得很委屈，想做点事业，却不能发挥。我下海创业的动力就是对自己不满意，想做一番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嘛。
我1983年再次到了深圳。1984年一天，看到很多警察，还有很多围观的人，一打听，原来是在为邓小平的视察做准备。我隐隐感到中国要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当时心里非常激动，觉得能做一番事业的机会可能来了！
那时也没有企业家的概念，就是学着做生意，当个商人。
到深圳首先体现的是人性的解放，虽然我不清楚到底能做什么，但要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权利，到能做生意的地方做生意，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我一直对物质的东西并不太在乎，但是到了深圳就要考虑赚钱，不赚钱你怎么证明自己？我可以赚钱，但是我并不喜欢赚钱，也不喜欢当商人。我对自己商人的定位挣扎了很长时间，一直挣扎到50岁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里总是说无商不奸，我骨子里面也曾经是轻视商人的，我怎么能看得起暴发户呢？但是突然发现自己就成暴发户了。1988年万科改制上市的时候，为什么我很快放弃了公司的股份，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以前我经常公开说我不喜欢做商人，也不喜欢做房地产。2000年，有一次郁亮跟我谈，说董事长你不喜欢就不喜欢，能不能不要再说了，你公开说你不喜欢，怎么能让万科的团队热爱自己的工作呢？从此之后我就不再说了。我有个特点，喜欢不喜欢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做这个了，而且是我自己的选择，那就要做好。现在应该承认，喜欢不喜欢，即使都做好了，其实效果是不一样的。我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才开始喜欢地产这个行业。
尽管对企业家的理解和身份认同有一个过程，但是到深圳之后我创业的目标却很清晰，这个目标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就是参照日本二战之后崛起的企业比如索尼、松下等，它们对日本崛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万科能不能也成为这样的公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万科已经创业30年了，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今天的万科也毫无疑问地有超出了我预期的地方，很多东西在过去是根本想不到的，比如说万科现在的规模是想不到的，再比如2008年万科和我遭遇的一系列舆论事件，我根本没有想到万科对行业的影响有那么大，我的影响力有那么大。2011年我出国留学这件事，在企业家圈子里面的影响也是超出我预料的。现在深圳商会里有两个英语学习小组，两个小组可以PK，这里面很多企业家都是海归。有一次美国西雅图市长来访，我用英文做了个演讲，这些企业家一看王石可以用英文演讲，很惊奇，就觉得不能把英语这个交流工具丢掉。
我对技术一直非常感兴趣。
年轻时我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跑到北京、上海买各种零件，回来自己动手装半导体收音机。在学校我的数学、物理成绩一直很好，有一次上自习，数学老师发现我在玩，就给我出了道难题，他转了一圈发现我还在玩，但一看我已经把题目做出来了，那是一道还没有学过的高年级的题。
到深圳时，最初很想在电子行业创业，万科最早是做录像机的，但是因为当时的政策限制，要有许可证，最后放弃了。为什么我开始不喜欢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太粗放、太粗糙了，没有技术含量。2000年之后，万科开始探索做住宅产业化，后来在东莞成立了建筑研究中心，我一回公司就去那儿看，那里面有很多跟住宅有关的技术，比如工厂化生产房子的技术，节能环保、绿色建筑、微生物降解垃圾等等技术。万科在研发上也是有投入的，我一直有个理想，希望万科成为一个房地产技术方面的公司。
其它行业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业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比如说家电行业、IT行业，它们的质量系统早就和国际接轨，成本控制也很好，你像苹果的东西就是富士康生产的，到别处去生产成本就高。万科一直在向制造业学习，如果真的实现了住宅产业化，在流水线上生产房子，其实也就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生产方式。大规模盖房子必须把误差控制到最小，这只有工业化手段能做到，这也是万科做住宅产业化的初衷。此外，住宅产业化对环保节能有很大的作用。现在万科的目标是2015年基本完成住宅产业化系统，2016年完成绿色建筑系统，在这个基础上，万科才能真正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如果这些做不到，万科其它的连谈都不要谈。
在过去10年，万科做住宅产业化非常艰难，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产业链，不是一家公司想做就做的。住宅产业化并不是新东西，万科的住宅产业化主要是向日本学的，但是全世界就是万科一家由发展商带着设计公司、建筑公司、部品供应公司做住宅产业化。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万科已经看到了曙光，现在全国有20多个城市的相关管理部门安排同行来学习万科的住宅产业化。现在对环保的关注，让住宅产业化越来越受重视。
最近，万科建筑研究中心要和美国宇航局（NASA）合作搞3D打印房子。很多人一听觉得不可思议，房子怎么能打印出来？其实3D打印房子也就是机器人[0.36% 资金 研报]盖房子，就是自动化生产房子。一般3D打印喷的是塑料，但是这个喷的是砂浆之类的。现在这个技术处于实验室阶段，有3个国家有这样的技术，万科选择了NASA。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万科的任务书已经下了，大概3年以内，研究成果要从实验室里拿出来，但是要推广到一线上去，可能要10年、20年，或许是30年。在我看来，这个技术是住宅产业化的升级版。
2008年以来，我一直在说万科发展得太快了，不能强调量。量和质是一对矛盾，强调质的时候不能没有量，但是量越大和质的矛盾就越突出。2010年万科过了千亿，量已经很大，如果还把量放在第一位的话，一定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控制量和发展速度，而在质上下功夫，把住宅产业化、精装修、绿色建筑这些做好。从万科发展的过程看，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1997年，万科成为国内最大的地产公司，并不是万科的规模达到同行的最高水平，而是当时第一大的公司出了问题。10年之后，当时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美国帕尔迪因为金融危机又出了问题，万科就成了全球最大的地产公司。这个逻辑好像是这样的，别人出问题万科成第一，那么下次会不会万科出问题别人成第一了？所以这几年，万科一直在强调发展质量。
我一直比较自豪的是，万科的管理很规范，可以算是中国公司治理的标杆。
1980年，在广州的一次音乐会上，我认识了刘元生（万科目前最大的自然人股东，持有1.5%的股票）。当时刘元生在香港的生意已经非常成功了，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很多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都是从他那儿学到的，他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980年代到了香港，我买了很多管理学的书，就知道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了。
万科的管理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摸索、试错，最后试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惯性非常强，在公司里讲血缘、地缘，喜欢用子弟兵、亲戚，还喜欢拉帮结派，这些都是我非常讨厌的。1980年代常常会遇到这些问题，有时候公司里面两个人斗，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非常头疼。后来我在公司制定了一些规则，比如说不用自己的亲戚、重视制度、要透明等等。1999年我辞去公司总经理，想摆脱什么事都亲力亲为的现象，要消除东方式的权威。其实也没有受什么刺激，也很简单，东方的公司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领头的人走了公司就要垮掉，而西方讲制度，对个人依赖没有那么大。和苹果同时期有个王安电脑，本来是很有潜力的，但是王安去世，这个公司就完了，而乔布斯离开苹果，苹果起码没有垮。
我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很多东西很失望，认为中国的公司要有出路，必须跟传统文化决裂，拥抱西方的文明。但这些认识到现在又有所改变。我研究民国企业家，发现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很多方面不如他们。比如我到无锡参观梅园，它是民国著名企业家荣德生先生修的，开始以为是他家的花园，后来才知道当时就是为市民修建的。不仅如此，荣老先生还对当时的苏、锡、沪经济带有过规划（跟我们今天的规划非常像），对带动一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担当。请问今天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哪个做到他那个水平了？民国的企业家继承了传统文化中非常好的一些东西，而我们基本上和传统文化是割裂的，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好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万科在管理上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这不意味着就没有东方的东西，但在东西方融合上做得不够好。比如2008年万科降价，同行、消费者、政府都在指责。当时我非常不理解，这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有什么错？降价消费者很生气，涨价的时候怎么不做声？但是现在我理解了，中国的文化就是要同情弱者。同情弱者就一定是糟糕的吗？不一定。西方鼓励强者，个人主义盛行，未必就好。中国的文化能延续几千年，一定有它的道理在里面。日本的企业在东西方文化上的融合是非常好的，万科现在有了这样的认识，它的行为举止和以前也会有不同。
2011年我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很多人认为这是我的第三次角色转变（第一个是企业家，第二个是登山家）。从结果上看，它是的。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邀请我做客座教授，今年开始在北大EMBA做客座教授。从60岁到70岁，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做老师，但还不是学者。目前已经接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教书。剑桥也给我发了邀请，我拒绝了，一个是因为语言上还是有障碍，还有就是觉得自己在学术上的训练还不够。
我原来计划70岁的时候再登珠峰，到了哈佛之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我感到知识的这座高山比珠峰还要高。原本我的游学计划是3年，在哈佛1年，英国1年，耶路撒冷半年，伊斯坦布尔半年。但是在哈佛现在待了2年半，我觉得其实需要4年，但是你老赖在那里不走是不是准备弄个博士学位？我没想拿。原来剑桥的计划是1年，现在已经延到了两年。照现在看，你说耶路撒冷怎么可能半年呢？怎么也得1年。所以我现在的学习计划已经安排到了2017年。
到哈佛之后，我研究企业伦理，研究日本的江户时代，发现我必须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原来了解很少。那时我已经60岁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很无知。我的求知欲很强，是因为我有自我认同焦虑，那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阶层到底是什么状态？它到底要往哪里去？原来我没有这么焦虑，但是做研究时，越细想越焦虑。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因为在江户时代的教育普及（江户时代日本的文盲率只有10%，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是90%），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代表西方文化的"兰学"在日本盛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商阶层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他们是支持明治维新的经济力量。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的商人地位比中国的还低，武士可以找理由拿他们试刀，杀死他们不用负责任。在江户时代，已经出现了为商人来确定他们社会地位的哲学家。比如说石田梅岩本身就是商人出身，最后他自己办学自己讲商人哲学，他在理论和哲学层面上，提高商人地位，也就是说商人赚钱就像武士治理好国家、农民种田丰收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商不奸，士农工商，最后的才是商。实际上中国到了今天，也只看到吴晓波从中国商业史的角度对商人和商业思想进行梳理和反思，但是真正从理论和哲学层面来谈中国工商阶层的地位的，现在还没有。
早期创业时，我从骨子里面是看不起商人的。我在自我身份认同上出现的焦虑，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工商阶层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企业家自己尚且如此，整个社会对工商阶层的身份、地位和作用就更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会出现很多问题。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经常会陷入被动的局面。在政商关系上，中国的企业家总是弱者。这些问题日本早在100多年前就解决了，我们到现在还在挣扎。
这些年我走访了很多狱中的企业家，他们有的是被冤枉的，有的是罪有应得。看到他们，有时候我会想，下一个也许就是自己，会忧虑，毕竟我也是企业家中的一员。看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即便是犯了罪，也总得有人关心，万一自己某天到了这个地步，也希望有人来关心。
但是我对中国的前景、企业家的前景还是乐观的。
1991年我在国外待了1年之后回到万科，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发表南方谈话。当时我就打消了很多别的念头，比如出国留学，准备踏踏实实地把万科做好。因为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中国对改革的宽容度，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所以后来说"国进民退"之类的，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些都是改革中常见的现象，是波浪式的向前推进。
在哈佛、在剑桥，都有教授对我现在的状态感到吃惊，他们都问过我相同的问题。我是一个还在增长的、全球最大的地产公司董事长，居然可以如此自如地离开公司做研究，他们问，你是怎么管理时间的，是怎么管理公司的？我的这种方式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在西方的文化背景里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并不是很得意，因为这是中国的环境给了我和万科很大的机会。在西方很成熟的商业环境里，竞争非常激烈，边际效益很低；但是中国还在增长中，你稍微管理改善点就有回报，所以并不是万科的管理比西方还好，是中国的高速增长给了我们机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在中国大有所为。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当侦探，当战地记者，没想过做企业。现在我的好奇心依旧很重，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心态还很年轻，2008年我感到自己还像一个"青涩的苹果"。现在我要感谢这个大时代，如果我早生20年，20多岁刚好赶上反右，我想我不是打击右派就是要被打成右派，我绝对不会是中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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