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度事件看"村官那点事"
1个生命消逝，3人被烧伤，"3·21"平度纵火案告破，村主任和承包商合谋唆使4人纵火，7名嫌犯被刑拘。记者调查进一步发现，涉案村主任被指靠贿选上台。
村官腐败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村官到底有多腐败？我们请几位评论员聊一聊。
陈方（《燕赵都市报》评论员）
李妍（《重庆日报》评论员）
马想斌（《华商报》评论员）
周东飞（《潇湘晨报》评论员）
A、村官那点事儿
陈方：平度事件之前，村官的腐败新闻已经很多。比如，儿子结婚大摆"土豪婚宴"，去KTV唱歌集体找陪唱女，妻子去世后大办丧礼70辆车送行，还封了路口，这几桩丑闻都和村官有关。虽然说村官腐败不算什么新鲜事，但如果把几起丑闻集中在一起，还是有围观热度的。
李妍：村官这些丑闻不值得大惊小怪，恐怕是很多人共同的观感吧。县官不如现管，虽然只是一个小小村官，可现在千万别把村官不当干部。现在不少村官，非富即贵，权力极大。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见到了太多的土豪村官，见过了太多的"小官大贪"的新闻。许多富裕地区的村官，手中掌握的权力，握有的资源，掌握的财富，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马想斌：村官腐败，你们都说的差不多了。我补充一组数据吧。刚才在百度输入"村官腐败"关键词，找到相关新闻630,000篇。真可谓是，遍及全国各地，触目惊心啊，查了一下网络，有一组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占据了案件数量的70%以上，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以上。
自人口流动放松之后，农村人员不断外出务工，村官腐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自城镇化运动开始，土地征收补偿、中央对农村的各项补贴，最终的末端都有村官来执行，所以村官腐败更是加重。我的判断是，如果没有根治的话，那随着新一轮城镇化的启动，村官腐败依旧会加重。
陈方：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对村官腐败的影响没有切身感受。但是看新闻里报道村官腐败时，总会有一种幻灭感。比如那位浙江台州的村支书，为亡妻送葬，送葬队伍竟然有70多辆车。而且在主要路口都有一帮气势汹汹的人把守。别把村官不当干部，可真不是说说看的。
还有，连云港市赣榆县城头镇官路村6名村干部唱KTV时集体找陪唱女，其中一位村干部拍了照之后还四处炫耀。把丑闻当作炫耀的资本，你到底应该嘲笑他们没"见识"还是太堕落？
周东飞：陈方刚才讲到了幻灭感，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所以我对这些所谓的腐败乱象真的是一点都不奇怪。腐败不是自今天才开始有，人们说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这样一个判断，在许多年前的农村，也是一样的。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年放了暑假，就去开过一个会。会上是商量选举队长（就是村民小组长）。有人提议选一个很穷的人当队长，大家都笑了。那人说，你们笑什么，让他当几年队长，他家的房子就盖起来了啊。这就是农村的现实之一种。
B、小村官大黑洞
陈方：平日里我们都说，"别把村官不当干部"。可严格意义上来说，村官不再公务员序列，他们确实算不上"官员"。关于村官的丑闻，有些村官是"村霸"。如果仅仅是"霸"，那恐怕不完全和权力有关系，也可能和他的宗族势力有关。但是在这部分丑闻里，很多都是有关腐败的，而且一些地方还是"小村官大腐败"。小村官何以大腐败？
马想斌：小村官何以大腐败。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就像之前说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近几年在全国各地上演，还有中央不断加大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那么利益多了，腐败自然就多。利益大了，腐败也就大了。
第二，按照行政序列，村官不是官。但各项政策、各种利益分配，村官是最终的执行者。而对村官的管理，基本处于民不举，官不究。按照法律规定，乡镇与村委会是指导关系，不是领导关系，政府不能对村干部进行监管。甚至，在基层，有的乡镇干部与村干部有利害关系，乡里领导不但不愿管，有的甚至还会去四处说情包庇。
第三，村级财务混乱，之前多源于熟人社会和权利意识薄弱，很少有人去追问。现在尽管权利意识可能加强了，但有这样意识的人都不在村里。所以，也就没人过问。
周东飞：想斌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我的是补充，小村官能腐败，甚至是小村官大腐败，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权力大了，二是监督小了。先说权力大了。
其实，村官的权力一直就存在着，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权力更大点。改革开放之后，一度村官的权力变小了，因为农村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不太依赖所谓的"集体权力"了。但是，这些年来，一方面土地不断增值，征地拆迁的繁荣，也带来了村官权力的繁荣。另一方面，国家对农村的补助越来越多，这些都要通过村官这道关卡来实现。所以，一度不再重要村官，现在是越来越有梅开二度的架势。特别是一些城中村、郊区村，土地就更是值钱，所以他们手里的权力就更是不容小觑。
陈方：有关村官腐败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村干部相互勾结、共同作案，互相包庇，查处起来也不容易。况且刚才大家说了，村官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公务员，故而纪委的纪律之杖够不着；村官是一级组织的"干部"，但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故而"监察"的规矩之箍套不上。
C、乡村民主的困境
周东飞：像上面说的那样，人们普遍会认为，村官能贪个什么嘛。所以，相关的监督也就随之松懈。
几个月前有一则新闻，说某地的一个村子，支书有问题，村民告了10多年，结果上面派来好几个工作组，村里白白花了几十万，什么也没查明白。
把村民自治制度说成贪腐根源，这不公平啊。只能说自治制度的贯彻没有彻底，本来村民有权罢免村主任的，可是现实中，有几个村主任是被村民罢免的？
马想斌：这点我很认同。村官腐败的一个根源，就是国家行政权力退出农村领域后，村民权利并没相应的填补这一空白，造成了权力的真空，这个村官腐败创造了一个可趁之机。甚至，这种情况下，村官腐败成了一种必然。
周老师刚才谈到，村民自治才是真正根治和监督村官腐败的最有效渠道。只有把村民自治真正落实了，村官也就被监督起来了。
李妍：二位说到村民权利、村民自治，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实条件下，这项权利实施起来是多么困难。
村官复杂的角色，决定了他不仅不容易被监督，更不容易被罢免。中国乡村社会，许多乡镇、县市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几乎靠土地财政养活，他们有一种天然地拿走农民土地的冲动，而这一行动成功，必须要有村干部的配合。所以村干部的处境就比较微妙而尴尬，一方面他们是被村民选举而出，理应代表村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取悦地方政府巩固自己的权力，依靠组织的力量确保自己始终在位。
所以最后，村官以权谋私，就很容易与地方政府结成联盟。
陈方：从一定程度上看，村庄基层领导的变迁其实是国家和农民关系的最好标志。对农民来说，国家政策怎么落地，基本都要靠村庄基层领导的执行。
对于那些能干的村干部，村民们的心态其实也是矛盾的。如果一个村干部能为村民带来致富的途径，那么这个村干部稍微腐化一些，村民们对他的宽容程度好像就会高一些；如果一个村干部特别清廉，但是对于村集体乃至村民不能带来什么利益，村民们对他的评判似乎也会复杂一些。
马想斌：以前，能带领大家致富的村官就是好村官。关键是，现在村官都和大家对立起来了。村官致富，是要劫村民的贫啊。
周东飞：我理解，就是说村干部不能被撇清在反腐的议程之外。这个是必须的。村官是村民能够接触到的最近的"官"，他们的表现如何，民众往往把这当成国家的形象如何、权力的形象如何。
几个小村官找女人陪唱歌，严重吗？很严重，因为老百姓看着呢。
当然，如前面我们的共识，对于村官的监督，应当在更大程度上放手给村民来行使他们的权利。
陈方：虽然说，村官不是真正的官，但是，村官作为基层干部，它是国家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直接面对着基层群众，其职务犯罪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而且，国家涉农的各种政策，村官是最直接的执行者，如果村官腐败，那么这些政策执行最终会大打折扣。
一个高官贪污了多少钱，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因为那些钱表面上没有和自己发生直接关系；但是，如果一个村官贪污了扶贫款或者惠农款，村民到手里的钱立马少了。所以，有人说，反腐不要盯着这些村官，要抓打老虎。老虎要打没问题，但这些苍蝇难道真的不该重视吗？非也。
马想斌：现在我有个很困惑的问题，我们都明白，村民自治，加强村民自治权利，是对村官最好最大的约束和监管，但问题是，社会流向是精英离开农村，留在农村的，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这部分人很少关心村庄选举啊。换言之，没人来完成村民自治和去监督村官。
周东飞：我不觉得这是问题。民主，从来都不是精英的问题。民主，基于利益的平等，这一点即便是老弱病残也并不会不领悟，也并不会不争取。
李妍：我想说一个现在农村选举的现实，就是农民对村干部的看法普遍是：什么干部不干部，谁干都是一个样。
大多数农民看重的是即时的实惠，谁给实惠就投票给谁。
想斌说的留守村庄的人很少会真心关注村官选举，甚至贿选已经成为一种风潮，其实和现在的村官角色定位有关，他们很少能代表村民的利益，自然老百姓会觉得选谁都一样
甚至有三农专家还出来说，好人不会主动出来当村干部，因为村干部动不动就要配合地方政府违法，侵犯村民利益嘛。
周东飞：乡村治理，到底是治理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要治理村官。
陈方：我觉得，化解基层矛盾也是治理的一方面吧。矛盾不只是村民和村官的矛盾吧。
周东飞：他们像古代绅士一样公平正义，就能引导民风向好。给农民权利，让农民自由在经济、社会领域摸索，他们自己搞的，恐怕比专家和官吏搞得都好。
马想斌：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村官的腐败和乡村的衰败，在于利益纠葛，更在于乡约的瓦解。无论如何，乡村的治理，都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农民没有"终结"之前，国家还需要与千万的分散小农打交道，必须依靠基层政府去组织农民、发展农村，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的路径，一旦基层组织退出乡村，现在的土地流转、农村合作社等利民项目就很难办，农村发展步伐就会显得举步维艰。所以，相比于各种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等词汇，我更倾向于乡村建设，这是更侧重于文化脊柱和秩序文明的建设，需要基层政府开放的心态，需要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需要学者、企业家等士绅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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