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的管治体制中，每当出现一些难以化解的系统难题时，都喜欢通过设立新机构来解决。比如，本次三中全会出于对内外安全和深化改革的考虑，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实，这样的管治技术，在过去的经验中，似乎并不是每回都能收到良好效果。有时候，反而是在酿造更复杂的难题。
在过去十年的经验中，成立于2003年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无疑是中共管治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所有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在经济上追求公有制，在朴素公平的理念之下，想让每个人都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受益者。但是理想的追求需要现实的操作去落实。社会主义的经济理想起飞之后，无疑，最终大多折戟在了操作的"沙滩"之上。
掌控着中国经济命脉的那些公有企业，他们是由谁出资？谁管理？谁受益？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但在这些问题上，所有回答始终是模糊的。2003年成立国资委，中央试图想回归现代的企业管理机制，让国资委变成当时一百九十六家国有性质的央企的出资人，代全民掌控公有资产。但是目前来看，国资委更加明显的作用是：变成了一百多家巨无霸央企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挡箭牌，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联合反对改革的促成者。
目前属于中央级的国有企业，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刚刚由铁道部改组成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归口于交通部管理，行政级别上属于正部级；第二种，是归口于某个部委领导，行政级别上属于副部级，但也如铁路总公司一般发挥着某种特殊的社会作用，比如赚钱能力最强的国企——中国烟草总公司，它归口于工信部管理；第三种，是属于金融系统的几家大型国企，有丰富的市场化经验，他们处于一个复杂的股权架构中，出资人可能是中投、汇金、财政部等；第四种，便是一百一十三家由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其中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神华、电信、移动等等，其中有五十多家，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副部级。
众多央企中，无疑，与国资委相联系的一百多家，是势力最为庞大的群体。在十八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中，有国企背景的人员，超过二十个，这证明国企系统，在中国的政治权力版图中，开始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不止可以凭借自身垄断性质的经济势力，干预市场，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政治决策上施加影响。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涉及国企改革的地方众多，其中关键的一点在于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但是据会后的报道，这一提议曾遭代表国企利益的国资委强烈反对。现在的国企利润，公正财政仅得零头，国资委截留大头。而截留的这部分，大多流入了国企利益群体的口袋。
本应是由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民众不止没有可能参与决策，发挥股东作用，连其收益也难以享受。现在由中央发布的决定，仅是期待将其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到百分之三十，依然阻力重重。那么，这样的国企，其收益究竟哪里去了呢？翻看每年的公务员考试都可以看到，报考者对于国企的追捧，一般都超过了对于政府部门的追捧。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也能看到，那些最为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大多也都属于国有企业，更具体一点，大多也都属于国资委所管理的那一百多家央企。
一句市井坊间时常议论的话，大概可以说明这一现象，"中国的腐败，在国企远比在政府部门严重"。因为所有权归于全民所有，所以国企管理者，要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显然一般不敢选择将其私有化，而是选择尽可能地扩大本单位的福利，兼及扩大管理者自身的福利。于是，在国企所截留的收益中，大量的钱财投入到了盖高楼和员工福利分发上，这等于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国企既得利益群体。这无疑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追寻的朴素公平的理念相距甚远。
但是，仅仅是金钱上的利益截留，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还不是危害最大的。随着国企势力在中国政治、市场和社会中的地位上升，他们自身构成了一种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诉求，与全民大众的诉求相去极远，与中共本身的利益也并非完全一致。而在他们的这种共同利益体的形成过程中，国资委的出现显然发挥了巨大作用。国资委代表全民掌控国企，不止没有站在公众立场，反而代表国企与中央博弈，极力反对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在国资委的协调下，国企系统也成为一个力量强大的拒绝改革的阵营。这无疑，又酿成了更为复杂问题，加剧了管治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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