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困局。改革需要当局放松对银行和资本流动的管控；但是这样做可能触发到目前为止该国成功避开的金融危机。
据IMF，按照宽泛的标准，中国信贷现在几乎占到了GDP的200%。这样高的借贷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是史无前例的。
债务累积的速度同样惊人：2008年底，信贷总额占GDP比重只有129%。其中大部分贷款用了为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或建筑物融资，而且这些设施或建筑物可能永远不会启用，因此贷款的利用率极低。从钢铁到船舶，到太阳能面板，这些行业之所以还能维持生存，全是因为固有银行不愿追回贷款。同时，地方政府通过不透明的融资平台贷款，积累了一大堆中央政府很难量化的债务。
在大部分国家，这样的债务繁荣恐怕早已演变成痛苦的破产潮了。然而中国到目前为止成功避开了危机，而且有可能还会继续避开。资本控制是部分原因：政府、银行和公司不依靠反复无常的国际投资者来获取融资。因此，在资本逃离面前，中国不会像五年前的西方金融机构那样脆弱不堪。
政府还直接控制了大部分金融体系。存款利率是有上限的，藉此保证银行能获得廉价融资，借方也能获得低价贷款。同时，大型国企银行是政府政策的工具。政府可以告诉它们，什么时候开闸放水（就跟2009年早期那样），什么时候关闸。
在中国，多数被视为债务的实际上是从一个政府的一个分支转移到另一个分支上的索赔权。国有银行主要向国有企业放贷。地方政府债务可以被视为伪装下的财政政策。虽然数字巨大，政府还是能够把这些债务放到政府账目中。中国以前也面临过这种境地。在20世纪晚期，银行资产债务表上高达30%的贷款都成了坏账。政府把这些坏账打包到了坏账银行，并让清理后的部分银行上市。
重复这种做法对中国来说将很不明智：清理成本太大，且可能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但是一边不承认过去的亏损，一边又增加新的信贷，将可能导致该国陷入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
这就是中国准备改革的原因。9月11日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宣布了一系列改革的内容：放开利率、放宽资本管制、放松银行体系的国有控制、拓宽资本市场，引进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若中国真正实现了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利率将由供需而不是政府指令决定。贷款将流向利润最高的投资项目上，而不是受官僚青睐的行业。公司和地方政府将承受无节制贷款的后果，而银行将被迫承认并注销坏账。
这种大清理不见得会演变成灾难：路透Breakingviews的计算显示，若中国最大的11家银行减记10%的贷款，他们需要5000亿美元的新资本。这个数字虽然很大，但只是这些银行去年拨备前营业利润的两倍多一点。坏账本身可能导致混乱，但不一定会导致危机。
更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放弃对金融体系控制，同时又不会不引发大规模的恐慌。今天，政府的暗中支持帮助维持了对银行存款、国有企业、财富管理产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务的信心。这样的信心还没面临过考验：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宗债券违约。
移除这一保障对改革金融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样做的话，哪怕是逐步推进，也可能导致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后果，包括从公司破产到大规模金融资产减值等。解决这一困局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而中国下一个十年的前景也将取决于此。
彼得o塔尔o拉尔森Breakingviews在伦敦的助理编辑，主要负责金融服务和监管方面的报道。在加入路透之前，彼得在金融时报工作了10年。在这期间，曾负责信贷危机期间全球银行业的报道以及主导9.11以及后续事件的报道。彼得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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