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圈子里很多人，为了这样那样的诉求，腆着脸将自己装扮成了诸如左派、爱国者、自干五，还有些明明当着官五网评员，欲姓赵而不可得的渣滓。又有些明明就是虫豸一般的贱人，只会在这个亡者死不瞑目的时候，蘸着尚且温热的血，当作给他自己脸上增色的胭脂。
但是也有很多人，比如一部分号召加速新疆水楼式迈入工业化的昏了头的好心人，真诚地相信，只要他们祭起了工业化这个法宝，就像姜子牙祭起了杏黄旗，就算打击不了那些穷凶极恶的对手，起码也能营造出万朵金花般的炫目场面，稍稍地保护了一下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如果，这些人真的相信，在一个全球工业化的时代掀起的一种恐怖主义思潮，是所谓新疆工业化这么一副无所不能的黄龙汤就能拯救的。那么我奉劝那些自诩左派、自诩马克思主义者的兄弟，趁早把家里马恩列斯毛的全集、文选一概烧了去，换上一部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有求必应的《法华经普门品》，反倒更适合诸位。
从七五开始，直到今天，我焚修的这个城市上空永远飘荡着无辜亡者的哭泣，而且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然而远在千里之外，看上去很忧国忧民的先生们，只会猫在电脑桌前，拿出导师们的鸿篇巨著甚至胡德平他那可鄙父亲的昏头政令集，说着些无关痛痒的昏话。甚至标榜着得了导师衣钵传法的某些人，更是拿出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大气魄和厚脸皮，信誓旦旦地如默罕默德般下着预言："你们且看着，在工业化的大潮前，那不信道的人们都将要沉到火湖里面去！"
对于诸位将"工业化"抬到了亚伯拉罕的祭坛上，然后试图用别人家的孩子来当这新耶和华牲礼的人，我不想你们再说些流着蜜和奶的甜美许诺，然后蛊惑更多的人去帮你们起哄。
以上是为引言。
一.被工业化重新唤醒的东突厥斯坦意识
新默罕默德们，往往把新疆的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定义成他们那本或者写着"大目标"或者"中修之崛起"或者"新一代大东亚共荣圈"的圣书上的一段话："这是农耕牧歌时代的残余，在工业化浪潮前最后一波绝望的反抗。"
如果说东突厥斯坦分裂主义，真的是农耕牧歌时代的残余，那么真是天尊垂慈，工业化大神有力量，然而事实又是怎样？
东突厥斯坦分裂主义，或者说，泛突厥思潮，本身就是十九世纪后期民族主义浪潮下的一个变种。起先，它对新疆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仅限于前往土耳其等地游学的部分维吾尔族上层知识分子与教职人员之间。所以哪怕在新疆几经军阀统治、对地方掌控力衰弱的民国时代，这部分维吾尔族上层为基础的东突厥分裂势力也没能造成多少影响力，几次的叛乱都旋起旋灭。
然而随着盛世才等人引入苏俄势力以稳定其统治的情况下，苏俄毫不客气地将中亚泛突厥、泛伊斯兰教的民族独立思潮伴随着它的实业援助引入了新疆。在新疆，维吾尔族民族意识整体觉醒，不得不说是拜这场苏俄推手的三区革命所赐。
三区革命时期，新疆维吾尔族中存在着两套领导班子，一套班子，是以伊斯兰教上层教职人员为主的教职领导者，一套班子，是以阿合买提江等人为首的所谓维族革命家。这两套班子，一套是有奶就是娘的伊斯兰教教长阶级，不论是苏俄援助还是英国援助，能拿就拿，能要就要，同时作为今日东突运动的前身，他们也是宣传东突主张最主要的力量。
而那些所谓的维族革命家，以及他们的前辈，大部分都是维族上层新派人物的代表。这一批维族新派人物，也是最早一批维吾尔民族主义者。他们固然不接受泛伊斯兰主义，但是他们也赞同苏俄当时输入并鼓动的民族独立主张。这批人和伊斯兰教教长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教长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单纯的维吾尔族（或者还有中亚其他民族）伊斯兰教法国，而这一批所谓维族革命家，要建立的乃是维吾尔族世俗国家。
也就是说，在分裂新疆这一点上，新派人物和老派人物没有什么区别，只在建国问题上有着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法的路线斗争。
不得不说，自新疆解放以后，老派人物和老派势力经历了多方运动和打击，基本上已经不成气候。南疆，作为维吾尔族老教门的黑山派白山派，各种各样的教长家族，带有明显的农耕社会宗法组织特征，根本不是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对手。共产党对于南疆伊斯兰教老教门的打击，也可说是最为彻底，有当年库尔班大叔上北京为证。
然而维族新派人物，由于他们的相对先进性，以及并非如老教门那样有相对完整的社会组织，恰好避免了这样的打击。这部分我们现在称呼为东突，差不多和北爱革命军一般的货色，是在苏俄影响新疆之时播下的种子，然后等待适宜的温度来发芽。
这个适宜的温度就是八十年代，中国修正党开始进行可笑的新型"民族团结"政策的时候。
从这个时期开始，因为执政党自己的变质，所以对新疆的政策也就转化为非常单纯的工业社会里最常见的世俗化政策。世俗化政策初期，确实进一步消解了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传统。但是反过来，世俗化政策和相应的各种民族区分政策又加速催生了新一代维吾尔族年轻人的民族意识。
这种民族意识，随着学潮蠢货们在天安门的暴乱，以及中亚五国脱离苏联独立，被彻底引燃成了独立思潮。
89年以后，乌鲁木齐经历了数年之久的公交车炸弹袭击和民族独立游行，这一时期，新疆尚未完全落后于沿海地区，没有像今天这样大的差距。然而这个时期，被人们认为是前途无量的维族知识分子和大商人，却是最狂热的民族分裂分子。新疆大学的招牌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臭不可闻，然而维族青年学生，却是最狂热的东突支持者。
就是这批新疆在计划经济时代抢先获得了初步工业化红利的人，拉开了新疆这二十多年来的血色大幕。
二.工业时代的新宗教运动，新疆的瓦哈比主义
有一些愚人，反反复复地对人称述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宗教必然消亡，在工业化浪潮面前，宗教无足轻重。
第二，追忆田园牧歌时代的思潮，在我们的工业化面前，不堪一击。
这是些听上去无比正确，让人猫在书斋里燃起信心的高调。面对今日绿色邪教和环保动保邪教横行的社会，却能发现它们是如斯的苍白无力。
带有传统的、不够严密组织形式的宗教，比如今日的道门、佛教、天主教教会和伊斯兰教各种教门，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力衰退。天主教由于它有着严格的政治组织模式，相对不是太明显，只不过拜访教会的信众少了些，那些没有非伊斯兰教法国的伊斯兰教门、佛教和道门，之所以衰弱，也只在于它们的组织模式落后于现代。
然而相对的，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派系，却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
还是将话题转回到新疆上来。
伴随着自治区政府的推进世俗化，首先到来的当然不是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不是什么四有新人。而是世俗化带来的负面效果，酗酒、吸毒、滥交。
作为毗邻金新月的新疆，八十年代以来，吸毒和滥交，在新疆发展得尤为迅速。世俗化带来的享乐主义风气，摧毁了传统伊斯兰教道德藩篱的同时，也把毒瘾和艾滋带来了维族社区。
这样的状况，仅凭自治区政府无法解决，而且此刻的自治区政府有限的一点精力就在所谓维稳和赎买上头。殊不知，这样的道德败坏现状，反过来成为了极端思潮的温床。
瓦哈比在新疆的表现，严格礼拜、黑纱罩面和不看电视、禁烟禁酒（已经泛滥至南北疆各类餐厅中）等等，只是外在的表现。它们的内在诉求就只有一个：反对世俗化，而汉人就是带来世俗化，带给维族堕落的元凶。
对于这种状况，以王乐泉为首的新疆自治区政府官员们，最先的做法是寄希望于伊斯兰老教门。他们将这些已经躺在棺材里的僵尸们重新扒拉出来，撕掉它们头上的禁符，给它们换上漂亮的衣袍。于是一座座清真寺拔地而起，教长们重新进入礼拜堂用大喇叭大念特念阿拉伯语的古兰经。某些人寄希望于这些教长们，能够发挥他们数百年来在维族社区中的作用，让他们成为新时代的地保一流人物。
然而很遗憾的，老教门的权威已经在前三十年被打压殆尽，就算把僵尸拖出了棺材，僵尸依然还是僵尸。按照胡德平之父那一派蠢货的思维，大概是要拿出全部的人力物力，重新构建教长们在西北的宗族式权威，否则寄托希望于这些苟延残喘于共产党羽翼庇护下的教长，实在没有什么前途。
而新疆的老教门，恰面临着它最大的一个敌人。
伊斯兰教中的新教瓦哈比。
很多人以为，瓦哈比作为极端原教旨主义派系，就理所当然地是封建而落后的。
恰相反，和传统的农耕社会时代遗留下来的活化石，那些门宦、教门相比，瓦哈比主义，是伊斯兰教中的加尔文宗和浸信会。它的创始人为了否定阿拉伯世界毛拉教长们的话语权，将解经权给予了信众——只不过他在古兰经之外加上了他那些极端反动的规条。
如此，瓦哈比的信徒不需要听从毛拉们的教导，只需要一本小册子、一段视频，就可以按照他的理解去干他认为正确的事。
瓦哈比这个极端的原教旨派系，反过来又将伊斯兰教信徒从传统的教长之手解放了出来，单从这一点说，它甚至是革命的，是比日内瓦教皇还要先进的，
于是同样的，自治区政府试图通过扶植教长来控制维族社区的行动，也宣告了彻底破产，反过来，从地下教经点走出的瓦哈比信徒们自发地充当了消灭老教门的急先锋。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南疆发生了多起袭击毛拉等教职人士的案件，这也宣告着传统教门对维族社区的控制力已经不复存在。
很多愚人相信工业化可以摧毁宗教，事实上，工业化能够摧毁的，只是农耕社会中的与之相适应的宗教组织。一旦一个宗教派系用适用于工业社会的组织体制来重新武装自己，工业化便只能变成宗教最强大的武器。被什叶派控制的伊朗如此，有着伊斯兰教工业党的土耳其如此，最适合存在于工业化社会中，不依托传统的宗教人员也能存在的瓦哈比也如此。
就在笔者写下这篇短文之前，在附近的网吧充值起点币，恰好看见那网吧的回族女老板正按照瓦哈比的三抬礼仪视频进行学习。面对此情此景，只能匆匆付钱走出了事。
当瓦哈比思想，不仅在维吾尔族中蔓延，甚至在教育程度普遍更高、参与工业化社会更深的新疆回族居民中也蔓延开来的今天，试图运用工业化和阶级论来充当无所不能的翻天印、打神鞭的人，要么是痴心妄想，要么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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