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这件事的所有方面，都已经被人反复说过，不存在还有人不明白的东西。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贡献一个视角吧。
我在财新工作，每年春节记者同事们返乡，回来都会聊天对表，新闻工作者的惯性使然，也算是一种抽样。
从去年春节开始，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缺人。有一定技术要求的熟练工种收入上升很快，木工、瓦工日薪达到300以上，据说现在又涨了。回来的同事还说，建筑工地上看不到多少年轻人，都是一帮中老年人在干活，其中不少是中年妇女。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没有失业的经济增长下滑。经济不振已经有两三年时间，但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失业潮。为什么？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是关于中国劳动力问题的专家，他说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就在这几年。从我们的观察看，很像。劳动力比以前少，比以前贵。
另一面镜子，是罢工工潮也更多，不仅更多，而且罢工工潮一起，企业和政府就得让步，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
经济转型已经在发生，不管政府领不领导这场转型，它都已经在发生。除了劳动力价格在上涨，随着利率市场化加速，资金价格也在涨。银行不仅不能阻挡这一趋势，甚至迟滞这一进程都不可能。你不赶紧自我革命，马云就来革你的命。
环保要求也更迫切。空气质量大家都看得见。北京这地方，已经到了人生理承受的极限。一年重度污染以上的天数达到58天。最高领导说了，不治理出效果，提头来见。我们的身边已经出现空气移民。中国三个地方空气质量最好。大理、珠海和另外一个什么地方，都已经有不少空气难民。
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能见度不如空气污染，但是一样严重。财新同事曾经做过一组国际得奖的镉污染报道，从镉严重超标大米，追到镉污染土壤，再追到镉污染的江河，最终追到滥采的矿山，层层回溯，触目惊心。空气污染还有得治理，虽然代价沉重。大面积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一旦发生，几乎没得治，也许只能靠一代或者几代人通过自己的身体来承载它。谁叫我们处于食物链的顶层呢？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曾经做过一次全国土壤污染情况的普查，但始终不公布结果。律师去要求信息公开，答复是国家机密。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先搁起来吧。
你是不说，但是群众不傻。人们知道情况严重，对厂家治理污染的能力和意愿没有信心，对政府信息披露和监管执行也没有信心，所以理性地选择了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yard。我不管你化工厂建在哪里，但是别建在我这里。
最近几年，每年都会有至少一起大规模的针对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的群众运动，从厦门到大连到宁波到彭州到茂名。本来，PX是一种成熟的低毒的化工产品，如果工厂有正常治理，政府监管到位，对环境影响微小可控。但是群众不信这个。别建在我这里，句号。环保街头运动，也是中国今天惟一可能达到目的的街头运动。动员能力超强，每次政府都得让步。
总结一下：依赖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金价格，不用考虑环境负外部性的做法，竞争力越来越差了。这个方向不可逆。
市场也是这样判断的。
我的朋友、时间投资创始人魏君贤最近作了一个分析。2013年，沪深300指数下跌了7.7%，看起来似乎市场偏熊；但同期深证综指上涨20%，又是一个标准的牛市。差别在于沪深300主要是大企业，特别是央企；而深证综指主要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企。
这个现象不是从2013年开始的。从2007年底到2013年底，扣除新增部分，A股市值损失12万亿，其中仅2007年时的六大权重股中石油、工行、中行、中石化、中国人寿和中国神华，合计就损失8.5万亿。A股共有953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加起来市值损失肯定超出了12万亿。也就是说，如同魏君贤所说，过去这几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缩水，隐藏了A股民企事实上的持续牛市。A股虽然还很不正常，但仍然自发地淘汰着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即使是沪深300指数本身，也在发生变化。2013年以来指数调整涉及52只股票，被调出的是电力、能源、钢铁、化工行业的大型国企，而调入的主要是新兴产业如先进制造、传媒、消费电子的代表公司。
市场已经而且还在对中国经济的这场进化投票。
谈到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适用于企业与其环境的关系。环境界定什么是fitness/效率，没有效率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政府应该做的，是帮助给出合理的fitness/效率定义，管理无效率企业被淘汰造成的后果，避免系统性冲击，减少痛苦。而不是保护无效率的企业不被淘汰，该死的得死，不该死的才能正常地活着。
今天要做到这些，挑战非常大，首要问题是债务太多。受益于长期低资金价格，在道德风险鼓励下迅速膨胀，大量存在于国有主体的债务规模太大，各级政府的债务合计官方数字30万亿，其中地方政府负债18万亿。这些债务的典型特征是这样的：没有人确切知道其真实负债水平和贷款质量；等到真知道的时候，一切又都晚了。
作为新闻媒体，我们关注债务风险有三年时间了。2011年6月发了篇封面报道《违约开始了》，讲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公司就上千亿贷款向银行发出违约通知函，引发系列风波。从那以后的近三年，同事们在各地了解的各种情况很不乐观。不在于具体情况如何如何，而在于同事们在了解城投债、信托产品、理财产品情况时，到哪里都听到这样一句话：我这里单个产品没风险，要出风险只会是系统性风险。
这是一个极端的道德风险信号。在这种道德风险指导下的行为，预估得糟糕点不会错。
这次处理债务，与1998年以后的那次不一样。那次处理不良资产，最终是得益于经济恢复高速增长，不良资产变成有效资产，痛苦不多，机会很多。其实过去几十年中国历次处理债务问题，痛苦都是短暂的，很快经济恢复增长，问题自动消失。
这次不同。这次再处置不良资产，不大能再指望靠经济恢复高速增长来自动消化，痛苦会多得多，长得多。减杠杆会是一个长过程。
话说回来，中国毕竟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一体的。中国政府整体看来，应对债务危机的财务能力、储备与经验都比1998年以后那次要强得多。
桥水资本的Ray Dalio说，当杠杆再加也没用的时候，减杠杆就会发生。减杠杆有四种办法：财富转移，削债，减支，印钞。未来中国这四种都有可能发生。当然，中央对地方的支援，债务重组，印钞这三个肯定是先来；减支是最后的选择。
这四条之外，中国还有极为庞大的国有资产。中石化已经开始卖销售业务了。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除了销售板块，其他业务也会跟进，目标是成立十个左右的专业化的混合所有制子公司。这些子公司的股权结构，第一步是把30%开放给社会资本。现阶段社会资本持股上限不能高于51%，但用他的话说，"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些都会过去。"
我愿意相信，中国能管理好减杠杆的震荡与痛苦，如果从现在开始，在防止债务危机的前提下，允许出现债务有序违约。问题已经很大，不能再让它累积。
管理好减杠杆的冲击之外，政府还需要做什么？我觉得就不多了。政府无须领导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顺应就很好了。我们谈除旧立新，但新兴产业只需要政府设定透明的游戏规则，并不需要倾斜支持。
谈到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扶持，我就忍不住要讲动漫。中国的动画设计10多年前给迪斯尼做代工就达到很高水平。10多年间，许多曾经给跨国公司做代工的行业都出来自已的品牌，偏偏动漫没有。原因在哪里？我想就是因为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动漫，给了许多补贴。补贴毁了中国动漫行业10年。今天各地有多少动漫基地？但国产动漫没有能看的，都成了按产量按集数套取政府补贴的工具，刻薄一点说是关系人把财政拨款洗出来的管道。政府倾斜支持，效果远不如减少各种名义上事实上的审批。
当然，政府必须做而且必须大规模投入的事，还是有的。举一个例子。我的朋友、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Scott Rozelle被认为是最懂中国农村的学者，现在中国进行着15项农村儿童教育与营养的实地研究。
他倒过来跟我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已经是个事实了。长期看，一个经济体要支撑得起较高的劳动力收入，工人必须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在中国，必须对中西部农村作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投资。他认为这会是最有效率的投资，而且这些地方的政府往往不愿意投资于基础教育，因为学生们长大成人往往离开农村，所以由中央政府来出这笔投资就更有必要。
Scott说："我不管制度什么的，大规模的农村教育投资，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大规模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见仁见智。我愿意看到更多这种哥伦布竖蛋式的方案。简洁，明快，现在就可以做起来。中国的事大有可为，就在为与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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