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家乡湖南。距离上次回家乡，已经时隔七年之久了。这中间其实我每年都有回国，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每次都回湖南。
与国家概念相比，我感觉自己的乡土意识似乎更为浓厚。无论我身处何地，每次被人问起是哪儿的人，与回答"我是中国人"相比，我更喜欢回答说"我是湖南人"。"中国"是个太大的概念，过大的概念装在我的容量有限的脑子里，就会界限不明模糊难辨。所以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出处，浓缩成人生经历中所熟悉的原点，以便自己回顾来路时，能清晰可见。
不过，回到阔别的家乡，我才意识到:听觉的记忆与视觉的感受，原来是如此不一样的。
我耳中的家乡一切如故——乡音依旧，温暖如昨。
而眼中的家乡，却有些面目全非——父母老了，弟妹胖了。记忆里熟悉的风景与街道，它们消失了。
我曾经就读的那所小学校，早已经不在了，变成了几幢商品住宅楼。那些呼唤童年记忆的所有凭据，不知何时被彻底抹掉了，无影无踪，似乎它们从来不曾存在过。
去橘子洲头那天，正好下雨。这个位于湘江河中间的江心小岛，是热闹的长沙城中，难得一见的幽静绿洲——岛上常年绿荫成林，又因为四面环水，所以不仅空气清新，视野也极开阔。
小时候，每年暑假我会住到湘江河边的外婆家，然后和外公一起早起去晨跑——橘子洲头是我们晨跑时必经的路线。那时候每次到橘子洲头，我都对居住在那个岛上的人鲜羡不已，这个自然幽静的江心小岛，曾带给我人生的第一份憧憬：我曾想若是我能居住在这样的地方，该有多好啊！
但是橘子洲头上那些曾令我羡慕不已的数千居民，都已经被拆迁走了。居民走了，主席来了——政府在橘子洲头景区投资7000万，建成一座高32米、长83米、宽41米的全国最大的青年毛泽东巨型艺术雕像。并耗资十亿，将这个江心小岛改造成了一个超大型的综合性公园。我不太清楚这样的改造带给长沙市民们的，究竟是欣喜还是遗憾？不过，因为大雨，我未能亲眼见到我一直好奇的青年毛泽东的巨型雕像，内心倒是真有些遗憾。
长沙的平和堂，因两年前抗日游行被砸损失惨重而变得海内外闻名。重新修复后，人气依旧，业绩不减反增，而今已经开了三家店。这家日本人管理的百货公司，在长沙人心目中已经成为品质的象征。平和堂的店员告诉我:最后赔偿损失的都是中国的保险公司，砸了半天最终砸了自己，日本人并没什么损失。
"那些人脑壳有毛病，爱国也不是咯样爱的噻！"平和堂的女店员用长沙话说。被砸的平和堂在重新恢复营业之后，依旧大受当地市民欢迎，据说就连不少居住在长沙周边其它城市的有钱人，每到周末都会驱车来长沙到平和堂购物。
但尽管如此，二年前的"爱国游行"后遗症，并没有完全在长沙人内心中消除。即使不少当地人依旧喜欢去平和堂购物，但仍有不少人不再将日本车列入购车的选择范围。具体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是怕买了日本车以后被人砸；
第二他们认为"日本人民很好，日本政府很坏。"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是"右翼分子""军国主义者"。他们不喜欢安倍，反感日本政府，拒绝日货；
第三是认为在中国销售的日本车的质量，远远比不上日本本土市场和欧美海外市场的日本车的质量。"质量最好的日本人留给自己用，质量第二的销往欧美；质量最差的销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不知道这一说法的起源和根据在哪里？但在中国民间，这样的认识称得上具有普遍性。
因为上述的这些原因，我认识的一位长沙朋友，在二年前平和堂被砸之后，甚至将以前买的一台日本车卖掉了，重新购入了一台欧美车。这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朋友，不仅热情地请我吃饭，还开车陪我一起去南岳衡山。这位朋友赞美日本人的严谨认真，但也诚实地告诉我:自从钓鱼岛事件之后，他开始抵制日货，不再购买日本的任何产品。
而我的另一位亲戚则正好相反。在抗日风波之后，我的这位亲戚购入了一台"东风日产"。
"不怕爱国游行时被砸车吗？"我问。
"如果被砸，东风日产承诺全额赔偿。"我的亲戚回答我说，并将"东风日产安全保障承诺书"拿给我看。只见那份承诺书上写着: "在特定意外事件背景下，由第三方恶意造成的车辆损失，东风日产将全额承担，让每一个东风日产车主安心享受精彩汽车生活。"
我的这位亲戚在将这份承诺书拿出来给我看过之后，又十分谨慎地将它包起来放好。那份安全保障承诺书，仿佛成了他的"东风日产"的护身符，在紧要关头，能保证他即使驾用日产车，也不会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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