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
台灣「太陽花」學運，讓很多人聯想到25年前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無論從社會背景、運動訴求和組織方式看，兩場學運都有太多的不同。但是至少有一點共同之處，那就是一開始就被指責為暴力行動，並引致社會動亂。
如何對待污名化，我認為這是「六四」天安門運動中最值得檢討，也最缺乏反思的一個問題。這個歷史教訓也應該讓台灣學運參與者知道，並讓全世界所有社會運動有所警惕。
「六四」運動的轉捩點是「四二六」社論，也就是《人民日報》於1989年4月26日在頭版頭條刊發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一方面，這篇社論適得其反，引發了次日規模空前的「四二七」大遊行，並將學生運動變為全社會參與的民主運動，成為改變全球冷戰格局的蘇聯東歐巨變的先驅。
但是，另一方面，這篇社論大概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污名之作。社論不避重複地羅列了胡耀邦悼念活動前後出現的「不正常現象」：「極少數人借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其實，就騷亂的程度而言，它們遠遠不及幾乎每年都發生在巴黎、倫敦、紐約等地的抗議活動。據說最讓鄧小平生氣的是「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又能算什麼罪名呢？
然而，這篇社論給參加運動的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成為至今都不能解脫的魔咒。正如學生領導王丹所說，「1989年當時，學生發動絕食相應提出兩條件：一是跟政府對話；二是修改《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改變這個社論的定性成為之後學運的主要訴求——其實第一個訴求，也就是要求對話，很大程度上也是要求政府承認學生上街是愛國行為。
一個運動以要求抗議對象承認運動的正當性為主要訴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著令人同情的理由。但是，拉開一點距離看，不得不說，這有點怪異。它模糊了運動的焦點，甚至讓人忘記了運動的初衷。運動的目標到底是什麼？這關係到運動策略和進退。當運動以要求對方承認為主要訴求時，就等於它被污名者牽著鼻子走了。
「亂動」定性的沉重壓力來自中共對「文革」的片面反思，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今天的台灣國民黨沒有完全掌握歷史的闡釋權，也沒有一張《人民日報》那樣的權威喉舌，但是學運也應該謹記不要被污名化壓倒，要有自始至終的目標訴求，讓「太陽花」始終朝著陽光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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