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中国已承诺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
多年来中国的资本项目一直保持"关闭"状态，企业、银行和个人将资金转入或转出中国时需遵守严格的规定。目前个人可以跨境转移的资金限额为每年五万美元，而企业投资则需得到政府的批准。
放松资本管制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多投资，而且还可以给中国储户提供除了国内房地产和理财产品之外的新投资选择。但这么做也存在风险，因为投机性资本的进出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出现不受欢迎的波动。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今年年初席卷其他新兴市场的动荡中幸免，资本管制功不可没。
官员们已经建议，中国只要再次关闭资本项目就可以应对危险的资金流动。但据伦敦的官方货币和金融机构论坛(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的最新报告称，倒退的做法将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该机构的一位经济学家斯坦(Gabriel Stein)上周在北京对记者表示，在这种政策问题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表示，不能因为遇到阻力就背弃改革措施。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们会说"我们早说过会这样"。而这可能使未来再次推进相关改革时遇到更大阻力。
斯坦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就职于色列财政部(Finance Ministry)，当时以色列正努力从一团糟糕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中恢复；此项改革最终导致以色列通胀高企、银行陷入破产。在开放资本项目的两年后，以色列于1979年重新实行了资本管制。
第二次推行此项改革时，以色列采取了更加渐进的方式，从1987年到2005年，用了整整18年时间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这次的改革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不管怎样，中国首先要做的是让本国的利率波动符合国际准则。去年，中国央行放开了对贷款利率的大部分管制，但存款利率问题要棘手一些。官员们担心，为吸引更多存款，银行可能会争先上调存款利率，最终导致自身的财务状况面临崩溃边缘。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必须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便在银行出现破产时保护储户。
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好所有这些准备呢?
斯坦说，他预计中国将在2020年以前实现资本帐户完全开放。这是因为当前领导层的任期将在那时接近结束，同时他们将会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在减弱。斯坦认为，如果领导层希望使资本帐户完全开放成为他们的政绩，就应该继续当前的做法。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曾在上个月表示，央行将研究"托宾税"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入和流出。托宾税是对金融资金流征收的税种，可以抑制投资者对一国货币的抛售。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实行了某种形式的托宾税，以防止资金外逃。
易纲是在中共《求是》杂志上撰文发表上述看法的。他的说法得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的回应。管涛称，实行托宾税是可能的。
斯坦则认为，托宾税会向投资者发出错误的信号，投资者想知道"如果我进去了，还能出来吗？"他指出，英镑曾经历过几年市场时而对其丧失信心的时期，但在1979年英国取消汇率管制之后，英镑实际上上涨了。斯坦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意识到英镑是可自由兑换的，投资者感到更加放心了。
即便暂时重新实施资本管制对更小的国家有用，但如果中国在目前投资者最需要人民币的情况下这样做，其使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期望就可能破灭。
尽管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智利等国已开始将一小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人民币资产，但在能与美元或瑞士法郎抗衡之前，人民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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