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宪政改革尽管出现诸多状况，但大体上说，摄政王载沣接手后，继续沿着1906年开启的预备立宪路线图前行。至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如约宣布第一届内阁组成名单；宣布内阁官制；宣布裁撤旧有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宣布设立弼德院、军口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后十几年中国政治改革史，就知道这几点宣布确实不容易。
中国的悲剧在于，奋斗多年的宪政还没有完全成立，竟然发生了"宪政危机"。第一届责任内阁十三人中，竟然有九名来自皇室或贵族，因而被社会各界调侃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面对如此困局，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声妥协，更没有以"在商言商"自律，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正轨。这其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张謇。
张謇是甲午年状元，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并没有留在朝廷做官，而是返回故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十几年过去了，张謇不仅是著名实业家，经营着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而且积极介入政治，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是过去几年宪政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面对政治逆流，张謇忧心如焚，他担心中国人奋斗好多年争取来的宪政很可能功亏一篑，付诸东流，全国为之解体，遂至上海找宪政同仁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商量。他们联名上书摄政王载沣，"切箴之"，更引咸同年间故事，劝摄政王像慈禧太后、恭亲王那样，展示博大胸怀，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有学问阅历的汉大臣，不要为满洲贵族一己之私而丢掉天下。
张謇等人的书面劝说并没有起到作用，各地立宪党人不同方式的抗争也收效甚微，清廷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以为用人行政为君主大权，他人不得干预。摄政王其实忘记了此时的君主与《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时的君主并不是一码事。
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机，各方面瞩目于张謇等"中产阶级"，立宪党人希望张謇利用"权势"劝说朝廷重回宪政正途；朝廷也希望借重张謇等人声望平息民众的不满，恢复秩序。
朝野都希望张謇能到北京实地观察，亲身验证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宪诚意，以此决定各省咨议局"国是"立场。
各方面劝说打动了张謇。1911年6月8日，张謇一行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展开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在北京，张謇受到高规格礼遇，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与摄政王、庆亲王，以及端方、那桐、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盛宣怀等人轮番会面，张謇始终本着"陈说民隐"的宗旨，就时局危机表达自己的看法。张謇的表达受到了主政者的赏识，很快就有人动议任命张謇出任要职，或以"宾师之位"，或任内阁秘书长。张謇闻讯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回京，是受东南各界委托表达宪政关切，现在如果让他"得官而去"，与其做人宗旨相悖，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接受。
张謇的态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层，使他在与清廷诸公谈话时更加自信、坦然与淡然。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始于戊戌，"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收获改革成果的季节，绝不应该让一些程序性的细节破坏政治的良性发展。他建议摄政王周咨博访，集思广益，为化解时局危机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还就外交、内政诸多问题表达关切，以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有三大危险时期，中国内政面临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局。
关于外交，张謇建议朝廷注意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即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三是巴拿马运河即将告成。这三件大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外交当局都应该做好评估，提前防范。
至于内政，张謇提出朝廷必须高度注意的三个方面：一是各地灾害频仍，民生困苦，朝廷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最真实的关切，一定要利用好各省咨议局沟通上下，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问题。至于闹得沸沸扬扬的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张謇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二，张謇强调，现在各地商业经营已经极端困难，朝廷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盘活金融，繁荣市场。
第三，张謇认为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把握好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联合格外重要，尤其是民间的合作与善意培养，值得格外下功夫。
对于张謇的六个建议，摄政王点头称是，以为说得极好。他建议张謇就具体细节与载泽或其他负责大臣细谈。
在与庆亲王谈话时，张謇直截了当谈了许多问题。第一，鉴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韩合并、日俄的影响，张謇建议朝廷高度注意东三省发展的急迫性。
第二，张謇向庆亲王痛陈国内政治真相，以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民疾苦之甚，党人隐忿之深"，可能远远超出朝廷的想象。张謇诚恳劝说庆王爷："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
据张謇描述，他这些话"语多而挚"，说得庆亲王"掩面大哭"。据此细节，张謇认为庆亲王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昏庸无能，只是在朝廷阿谀者众，致成其口茸之过、贪渎之名。
在与载泽、盛宣怀谈话时，张謇主要从技术层面提出解决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他认为，各省民众响应朝廷号召集资修建铁路并没有错，朝廷现在出于政治、社会、金融安全要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统一建设，也没有错。但是，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视野，不要盯着蝇头小利，更不能算计人民，让最下层吃亏，抱怨朝廷。
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出现的亏空，张謇建议应先由中央财政买单，无论如何先将一般集资民众从这个巨大的集资项目中安全剥离，不要让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朝廷的对立面。
张謇认为，只有让一般民众解脱后，才能谈得上惩处四川铁路公司高层贪腐、挪用问题。否则，一旦铁路公司绑架了民众，铁路干线国有引发的政治危机无法想象。
不幸的是，盛宣怀太自负了，他用财经专家的思维处理政治问题，不知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收民路归国有只是一个政策调整，而政策的主旨"以达为主，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盛宣怀的专业与自负，让清廷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从张謇的建议，让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为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謇描述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那时，像他那样愿意继续尽忠言批评政府的已经很少，人们都在静默地等待朝廷一错再错。当统治者拒谏时，所有的苦口婆心都属于多余。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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