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央地关系不能简单化】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发表了关于地方政府改革问题的长篇讲话,官方报道的标题为"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敏感时刻,李克强总理强调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性,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暗示:地方政府改革不仅会成为三中全会的重要内容,还是未来政府改革的焦点问题。
仔细阅读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不难看到国务院关注的具体问题:第一,地方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的重点。政府机构改革的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国务院担心,如果上动下不动、头转身不转,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就可能变成"假改"、"虚晃一枪"。第二,已有的地方政府放权改革存在不少问题。如存在"错放、空放、乱放"现象;只下放复杂的、管理责任大的,"含金量"较高的仍留在手中。在国务院看来,地方政府打"小算盘"、"小九九","走过场"、"变戏法"的情况不少。第三,中央政令在地方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李克强总理专门指出,"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地方必须统一步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地方政府如何才能完成职能转变?李克强强调要抓好"接、放、管"。接,就是把中央放给市场的权力接转放开,把中央下放给地方的职能接好管好;放,就是把本级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放到位;管,就是把地方该管的事情管起来、管到位。下放给市场、社会的权力,要放就要真正放到位。他特别强调,不能把权力放给那些政府管理的行政化的社会组织,因为这样可能还会在政府内部形成权力"转圈"。李克强还希望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给地方权力"拔牙":今后省一级原则上不得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市县一级政府本来就不能设定行政审批,也要逐步取消以"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事项,包括登记、备案、审定、年检、认证、监制、检查、鉴定等。李克强明确指出,今后地方政府原则上不要再直接投资办企业,不能因此在当地形成投资、产业垄断和市场封锁。
通过上述讲话,中央已经对地方政府改革发出了"战前动员",今后政府改革工作的重点和焦点都将集中在地方政府。新时期政府改革的实质不外乎三点:一是放权,二是让利,三是服务。对于过去几十年积极参与市场的各级政府来说,一轮大规模的放权让利行动即将拉开序幕,将会涉及到大量的利益调整。
虽然从政府改革来寻求突破、创造改革红利的思路不错,但在实际的改革实践中,政府改革问题极为复杂,涉及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而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现实问题。今年以来,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多次表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是三中全会的一个成就;如果处理不好,将为下一步改革埋下一个障碍。
在我们看来,不能从书本理念来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因在于,中国各级政府参与经济事务和市场,这是中国的基本体制决定的。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这与中国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参与有重大关系。我们并非要证明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性,但应该承认,地方政府参与是在中国市场上动员经济资源的强大力量。事实上,中国的区域经济就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有"弱政府+强市场"模式,如广东、浙江等地;也有"强政府+弱市场"模式,如上海、江苏等地。
从客观的利益集团分析框架来看(详见《战略观察》第30期,2006年11月29日),政府也是一类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一批"经济政府",而"经济政府"肯定会努力扩大其经济利益,追求财税收入、GDP政绩导向等。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划分问题还与财税体制有关。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掌握了大部分财税资源,而地方普遍认为财税资源不足,但地方事务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改革不配套财税体制改革,就等于只让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吐出"利益,却没有相应的利益补偿。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怎么会没有抱怨?如果这时候强推地方政府改革,就容易出现政令不畅、执行中央政策打折扣的问题。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这一两年在田野调查中,就发现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抱怨在明显增多。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我们要再次提醒的是,中国今后改革的一个重要焦点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方面任何简单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有可能让中国的发展大局泡汤!简政放权改革的大方向要坚持,但同时必须平衡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虽然中国是实行"中央统一领导"的"单一制国家",但在利益机制没有理顺时,地方背离中央政策也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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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三件"大事"】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明天(11月12日)闭幕。在此之后,还有三件"大事"要办。第一件大事是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的部长表示,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就要开会传达,第二天要开始组织处以上干部学习。第二件大事是筹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消息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10月份已经开始进行安排,但许多具体任务仍要待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敲定后才好落笔。据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筹备,各部委都要提供自己工作计划,三中会期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会期,也就相隔半个月左右,筹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就变得相当沉重。第三件大事是完善改革方案。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虽然是综合改革方案,但据称只有约1万字左右。这是因为这份文件是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而且时间上是分阶段性的。在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前,各部委已经在分头起草具体的改革方案,同时为最后定稿提供基础材料。在三中全会综合改革方案通过后,就要对相关的改革一个个来具体落实。这些具体改革方案有的由国务院主管部委负责,有的由多个相关部委联手推出。因为预期有这三件大事,中央部委的官员纷纷提前安排时间,有经常出席论坛会议的,都推掉了相关的邀约;有常下地方考察调研的,也要求地方取消原定安排。
【形势要点:经济联系才是城市一体化的基础】
为成为中原经济区的增长极,河南在大力推进郑州、开封两市实现一体化。据悉,郑州、开封两市正式实现电信同城,两市将统一使用郑州长途区号0371,长途通话费和漫游通话费一并取消。除了电信一体化外,两地交通、金融、电信同城均已初步实现。金融同城也正今年1月1日起破题,以银行卡和存折业务同城、资金汇划同城、票据业务同城为主的郑汴金融同城,两地居民在对方城市存取款,不再收取异地业务费用,按照同城对待。实际上,近两年计划两城一体化的城市不在少数。例如,广州佛山同城化战略、莞深同城、太原晋中一体化等等。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地两城一体化基本上仅限于交通、电信等领域。地方政府通过一体化政策,大力推动进行公路、铁路和房地产的投资建设。不过,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如果两城能够在经济方面的分工比较明确,协作关系较强的话,两城联系也就越密切。因此,紧密的经济联系才是两城一体化的基础。反之,如果两城缺乏经济联系,或者两城之间经济差异过大,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体化缺乏基础或者经济发达的城市对经济落后的城市产生抽水作用。
【形势要点:地方政府盯着国家级新区的思路需要改改了】
国家级新区是顶诱人的帽子,吸引着各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在日前召开的"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研究"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透露,中部地区可能将诞生一个国家级新区,打破中部没有国家级新区的历史。据介绍,2007年,武汉市曾在全国两会提交《关于恳请国家批准并支持建设武汉新区的建议》提案;而在最近,中部另一城市也提交了申请,也有望获批。据了解,国家级新区由国务院统一进行规划和审批,相关特殊优惠政策和权限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在辖区内实行更加开放和优惠的特殊政策。目前国家级新区仅6个,分别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以及广东南沙新区。也正因"物以稀为贵",中部地区的城市才争相申请升级成为国家级新区。在安邦(ANBOUND)来看,地方政府盯着国家级新区、城市集群这些概念,固然是符合自身激励的,戴更多的帽子可以拢到更多的资源,但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未必能有多少效果。近年来,各地申报的新区、开发区不少,但多呈现发展粗放、有城无人的状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东新区,从2001年开始规划建设至今已有12年,到现在仍然被外界时不时称为"鬼城",带给地方政府的并非财政税收,而是沉重的债务负担。考虑到当前土地经济模式已越发难以为继,三中全会也可能将土地改革作为重头戏,在这样一个改革与转型的节骨眼上,继续高举国家级新区的帽子,似乎并不明智。对于地方而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能够争取到多少政策,而是该怎样释放企业的活力。如何盘活微观经济,是未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关键,而非像现在这样先把摊子铺开,然后等着中央政府救场。
【学界观点:地方主体税种建设应以消费类税为税基】
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可用财力。地方税体系建设是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的有力保障。关于地方主体税种建设,关键在于完善地方税制,先要明确地方税制以什么为税基,再来决定哪些税种给地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地方税配置应以消费类税为税基。地方税由共享税和独享税构成。对于地方独享税的构建,刘尚希认为应该放到消费上,不能放到生产上,打造以消费为税基的地方独享税种。他表示,以消费类税为税基不但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还有利于增加税收。如果地方税收主要来自于生产环节,则地方的努力则会指向生产,热衷于搞各种大型工业项目。这既不利于节能减排和环境改善,与生态文明建设相悖。而转移到消费上,有利于扩大消费、内需,对城镇化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因为人多的地方,消费多,税收自然也多。诸如动产消费、不动产消费、服务消费、文化消费、健康消费等等,都可以成为地方税基。刘尚希建议,进一步扩大消费类税的征税范围,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如游艇、私人飞机的消费税留给地方。另外,车购税也可考虑从现在的中央税转为地方税。
【形势要点:国家能源局将对电力市场实行分大区监管】
国家能源局11月11日称,中央编办近日印发了《中央编办关于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3〕130号)。据了解,国家能源局将在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南方设置6个区域监管局,名称为国家能源局××(区域名)监管局;在山西、山东、甘肃、新疆、浙江、江苏、福建、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12个省(自治区)设立监管办公室,名称为国家能源局××(省、自治区名)监管办公室。据了解,6个区域监管局及12个省级监管办公室行政编制共有500名,其中司局领导职数42名。通知要求,区域监管局及省级监管办公室主要职责是:在所辖区域内,监管电力市场运行,规范电力市场秩序;监管电网和油气管网设施的公平开放;监管电力调度交易,监督电力普遍服务政策的实施;承担电力等能源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监督检查有关电价;承担除核安全外的电力运行安全、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以及电力应急和可靠性管理,依法组织或参与电力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实施电力业务许可以及依法设定的其他行政许可;承办法律法规授权以及国家能源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形势要点:政府投资环保应警惕企业投机套利】
随着国务院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村环境整治行动计划》等环保方案陆续出台,国内的环保行动也逐步铺展开来。据估测,这三大行动计划的投资总额将达到4.7万亿元。"生态修复"这样的行业越来越受到资本的关注。不过,中国目前对环境保护的投资仍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支付,以及污染企业为控制污染而在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下而进行的被动投入。这样投资方式为某些企业投机套利大开方便之门。首先体现在企业数量多但质量不高。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阳生表示,三年前正儿八经做土壤修复的企业也就30来家,这两年一下子变成了300家。不少所谓的土壤修复公司实际上更符合搬运工的性质,做的是挖掘、填埋、水泥窑焚烧这样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做到"修复"两字。业内人士称,生态修复行业正处于初始的无序竞争状态。"这个行业有三种企业:做实事的、忽悠的、瞎折腾的。"其次是商业模式不清晰。没有明确的买方和卖方,业主、所有者、使用者、污染者、政府、修复公司,复杂的利益关系没有厘清,从下往上的推动力不够。再次是环保产业大势所趋,但进入门槛低,没有政策标准,企业套利空间大。对修复企业而言,技术在目前还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而是项目营销的能力。"要拿到政府资金,就需要包装。目前政府在一个修复项目中的资金可以到30%—明明是只需要3000万的项目,可以包装申报到1亿。"相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在环保领域投入的资金本来就不多,如果不警惕部分企业的投机套利行为,环保投资的钱很可能用不到刀刃上。
【形势要点:中国核电即使要建也应该慢慢来】
中国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迫使中国政府四处出击增加能源供给。在10-11日举行的"首届核电海盐论坛"上,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表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2012年消耗煤炭38.9亿吨,占全球总消耗量的一半。其中,用于发电的煤炭又占据全国消耗总量的一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引发了雾霾等环境问题,"大家在谈论如何治理雾霾的时候,核电又一次被提到能源发展的重要位置上"。中国同时面临环境污染和能源紧缺等问题,需要下大决心调整能源结构。而作为清洁能源之一,核电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目前开工在建的核反应堆为26个,占全球在建核反应堆的40%,"有人担忧,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但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核电建设高峰时,同时建造的反应堆有61个"。据悉,去年,我国发电总量为4.85万亿千瓦度,其中核电为980亿度,仅占总量的1.97%。在全球,核电占发电总量的平均比例为10%左右。与美国的15%、法国的80%相比,中国的差距明显。安邦(ANBOUND)智库学者一向认为,中国大力发展核电这样一种高风险能源形式,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风险太大。福岛核泄露事件让世界各国感到对核电风险防不胜防,也迟滞了中国的核电站建设大跃进。在世界各国都在压缩或者放弃核电建设的情况下,慎重规划、慎重建设并确保工程质量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应当成为中国核电建设的指针。现在看来,中国的核能发电完全停下不可能,但在核电站建设的速度上则一定要慎重。中国在建核电站数量全球独大,但如此大轰隆地上马核电,而且都是在人口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风险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我们提醒核电建设切不可操之过急,应当怀着对历史担当的精神,以安全为首要任务,慢慢来。
【形势要点:香港老人返港养老趋势凸显内地养老困境】
随着人民币升值、内地房价物价上涨,一些内地港人年迈体弱多病,生活日益拮据,选择踏上返港之路。不少香港人当初选择到内地养老时,都带着相对丰厚的积蓄,怀揣着"内地物价低、港币值钱、空气好、住房宽敞"的颐养天年梦。但这样的"养老梦"却被无情的现实击碎。香港工联会内地服务中心副主任邵建波说,物价飞涨是内地养老香港人回流的首要原因。"2006年在内地的生活成本约为香港的1/3。……当年是香港人跑到深圳来买菜、做衣服、买日用品,现在反过来了,深圳人都爱到香港买东西了。"大部分在内地养老的香港人不愿回香港,但由于积蓄耗尽、许多老人又没人照顾,只好踏上返港之路,被香港政府安排到老人院生活。香港针对安老服务有一系列措施,包括不久前开始试验的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增加小区照顾服务名额,以及为长者及残疾人士提供的公共交通优惠等,这些老人选择回港养老所面临的后顾之忧并不多。港人返港养老是"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养老体系的不满和无奈。但对这种体会最深的却莫过于内地的老人,港人养老有退路,但是内地老人没有。因为物价昂贵、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老人生活来源少、政府福利供给不够等等,还中国没有步入老龄化化高峰,但养老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承重负担。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象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学界观点:政策决定技术限制了产品研发的积极性】
目前从地方到中央都呼吁创新政策,各个部委对科研经费的支持也越来越丰足。然而,在一些政策支持的同时,另一些政策却掣肘高科技产品的研发。最早入驻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表示,做了14年的产业,最深的体会是,不是技术决定了政策,而是政策决定了技术。有三个问题是高科技产业园共同面临的,审批难、物价定价难、进入医保难。没有出口的新技术、新产品,对于企业就是死路一条。程京所在的博奥生物公司研发的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芯片,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张通过认证申报、有自己知识产权然后进入临床的芯片。虽然技术研发、相关软件数据库都相当完善,但科研产品要进入流通领域变成商品时,几乎没有合理的、有效的政策或法规来规范这个过程。首先是审批问题。一个生物医药产品研制出来,获得国家药监局的证书后,在进入医院前,按照现行做法,我只能联合当地医院向地方药监部门报批。其次,最折磨莫过于物价问题,一个产品做成之后,想到一个省去打开销路,必须先到物价部门报到,而且是每个省要报到一次。"有熟人、有关系,可能一年时间,否则三年五年还不一定批得下来。三十几个省份一个个跑下来,其他事儿干不了。"最后一步是如何进入医保问题。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芯片对于防治儿童听力障碍的成效显著,但能否进入医保却让企业跑断腿,口水说干。本来理应由国家层面去做的事情,却成了企业浪费最多人力物力的问题。
【形势要点:房企利润率未来有可能进一步下滑】
今年房地产市场的再一次升温,使房企的销售收入大增。据20家房企已公布的销售业绩数据显示,20家房企合计前10月销售业绩突破了6539亿元,同比涨超40%。据中原地产研究部统计,135家上市房企前三季度合计总营收达4675亿元,总利润为835亿元。不过,行业利润率却仅17.9%,净利润率仅13%。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绝大多数一线房企都采取高周转模式,在高周转的模式之下,主流房企年内新开工大幅增加。季报显示,前三季度保利地产累计新开工面积1209万平方米,竣工面积660万平方米,在建面积3992万平方米,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6.2%、55.7%和21.9%。而万科截至10月上旬,拿地已过700亿元,创历史新高,1-9月累计开工面积完成年初计划的82.4%。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所有上市房企在9月末的资产负债率为76.1%,较年初增长2.4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新高。不过,剔除预收账款后,公司其他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为49.4%,较年初下降0.8个百分点。但高负债率、高贷款利率带来的高利息费用吃掉了大量利润。同时,土地成本增加、房企拿地竞争激烈,也明显导致房企的利润率下滑。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13年10月,10个典型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689.6亿元,同比增28.8%,土地成交均价3410元/平方米,同比增达55.7%。在目前的情况下,未来几年内,房地产行业平均利润率每年将降低1-2个百分点左右。
【形势要点:卫计委对人口政策的表态依然十分保守】
中国老龄化与少子化的风险迫在眉睫。日前有传闻称,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单独的放开或者全面放开生育政策。11月1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回应相关问题时,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比较少,环境的容量不足,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国家的基本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毛群安称,完善政策是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一项重要的职能,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任务。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国家的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还有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等的因素。毛群安强调,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慎重稳妥、统筹协调的原则,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重点是研究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关系,研究提出完善生育政策的思路,下一步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实施好相关的政策。安邦(ANBOUND)一直呼吁中国应该尽早放开生育政策,尤其面对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结构面临失衡的形势,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了。但从卫生计生委官员的表态看,依然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根本不愿对相关政策做出调整。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可能会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
【形势要点:IPO创纪录停摆的后遗症远未暴露】
时隔五年,全球央行自金融危机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终于全面刺激了实体经济的信心,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走强,欧债危机的缓解,以及日本欲将基础货币扩张一倍的政策正在刺激实体经济起底回升,并由此带动大量的融资需求,以为投资和资本分配提供充足的炮弹。调查公司DEALOGIC统计显示,1-10月股票和公司债券的累计发行额约为2万4200亿美元。创有可比较数据的199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其中,发行公司债券筹措的资金最多,为1万8400亿美元,通过IPO和增资而筹措的资金额创3年来的新高。有分析称,企业积极筹措资金有3个目的。一是筹措增长资金,例如推特等新兴企业将资金用于研发和未来的增长业务。二是实施并购。三是加强股东分红。反观中国国内,已经历经13个月的IPO停摆有更多的后遗症可能远未暴露,企业股本融资不足,刺激了银行理财产品的爆发,通过加大银行杠杆刺激了银行风险,此外还推高了信贷占GDP比重4年来到2012年底上升60个百分点达到190%,企业债务达到GDP的125%,如此高的杠杆结构显然不利于企业扩大资本投资,以及支持结构调整。而目前美国和日本企业的现金流都非常充裕,中国企业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可能已经心有余力不足。
【形势要点:拉美基建对中国企业是巨大的投资机会】
拉美地区资源丰富,但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近年来,中国企业对拉美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企业在拉美基建领域完成营业额1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2.9%。在委内瑞拉、古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包括上海建集团、北京六建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已经承建了多个大型剧场、医院等基建项目。在巴西,中石化在天然气管道建设领域、华为在电信领域、国家电网在输变电领域也都有一定投资。近日,由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参与制定的《能源: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展望》研究报告称,未来20年内,拉美国家需在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2万亿美元,其中48%将用于改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25%将用于投资能源领域基建,20%将用于改造电信行业设施,另7%将用于建设水利设施。由此可见,中国企业未来在拉美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仍存在巨大的机会。不过,受到法律法规程序、社会治安、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影响,中资机构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仍显保守。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曾多次提出,投资拉美是中国下一阶段对外投资的重点。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将是巨大的投资机会。中国企业可以考虑以资金换资源、联合多国企业包括拉美本土企业、将过剩的产能出口到拉美、收购拉美当地企业等方式展开。
【形势要点:亚太互联互通迈出关键一步】
互联互通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东盟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重建海上和陆上两条丝绸之路的题中之意,对中国意义尤其重大。11月7日,亚美尼亚、柬埔寨、中国、印尼、伊朗、老挝、蒙古、缅甸、尼泊尔、韩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泰国和越南等14个成员国在泰国曼谷签署了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政府间陆港协定》。据悉,2013年5月,ESCAP第69届年会正式通过了《政府间陆港协定》文本,这是继《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和《泛亚铁路协定》之后,ESCAP通过的第三个交通领域的政府间协定,目的是进一步完善亚太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充分发挥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的作用,便利和促进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政府间陆港协定》包括正文和附件两部分,正文内容涉及陆港的定义、确定和发展以及修订程序及其他一般规定,附件规定了陆港的基本条件和各国陆港清单以及陆港发展营运的指导原则。《政府间陆港协定》的通过和签署,标志着亚太地区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已基本构成,为亚太地区多式联运和物流业的发展以及运输便利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将进一步有效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发展。在我们看来,本协定的签署,几乎为中国推进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做了完整的多边背书,中国可以由此向东北走向韩国,向北走向蒙古、俄罗斯,向西通往中亚,向南通往东南亚尤其是越南、缅甸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再加上之前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中国可以实现全面走出去。在这个协定的基础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拥有扎实的多边基础。
【形势要点:德国"进攻性"世界政策为中德关系提供新机遇】
德国新一届政府在最近批准的外交政策战略文件中称,德国将积极塑造全球秩序,"如果希望我们国家为解决危机和冲突作出贡献,我们乐意行动"。文件表示,德国打算在全世界参与干预行动,德国将在"全世界"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主要措施建议包括:德国应大力加强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因为美国正专注于与中国的权力之争,因此"在欧洲、非洲和中东不会一直是主导性的安全政策角色",德国地位的提升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柏林现在必须尽其所能"阻止欧洲军事能力受侵蚀";"加强联邦国防军的战斗力"有重要意义。"进攻性"世界政策表明德国希望更加自主,在国际事务——不仅是经济,在军事、外交中都想有更多的独立意志和声音。据安邦(ANBOUND)智库高级研究员贺军分析,政策的提出一方面是德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另一方面是最近德国与美国之间出现一系列裂痕相关——美国窃听德国高官电话;美德在贸易问题上出现争执。我们认为,这种国际局势是值得中国关注并加以利用的。首先,中国应该鼓励德国向一个独立大国的发展,虽然中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但应该将此作为长期的支持方向;其次,中国应该加强与德国的双边贸易、投资,最好能够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强化世界上两个出口大国的经济纽带;再次,中国可以大力支持德国入常,同时在日本入常问题上要差别化。支持德国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正常国家,对于全球外交格局是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应该是中国所乐见的。
【形势要点:"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难以射出】
去年12月底,安倍晋三宣誓就职日本首相后,急急射出财政、货币政策两支箭,前者为今年1月推出的10.3万亿日圆振兴经济方案,后者先是日本央行调高通胀目标1倍至2%,然后是日本央行提前启动无限度的量化宽松,加大货币放水力度。受此刺激,日经平均指数今年以来大升近40%,成为全球最佳股市;而日圆应声大幅贬值,曾跌穿100兑一美元后,五月底时更跌见103水平。不过,"安倍经济学"如今来到了最艰巨的结构性改革阶段,"第三支箭"——刺激投资特别是提振民间投资,却变得障碍重重。以至于有市场人士讥讽,安倍的"第三支箭"可能成为"断箭"。先是安倍调高销售税的方案备受争议,安倍虽坚持明年四月如期上调,希望能减轻财政赤字;不过,同时日本要推出规模达5万亿日圆的刺激经济措施,方能保住经济复苏的势头。但这一冰一火的策略被视为安倍政治的一大豪赌。日本经济数据的表现也反复无常,9月份出口按年上升11.5%,远差于预期的15.6%。连日本央行委员也表示担心,日本经济难以抵挡明年加销售税的动击。业界担心销售税4月由5%上调至8%,将使得所有的初步成果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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