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在变好还是在变坏，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悲观者会觉得强敌环伺，乐观者则会觉得处处宾朋。到底是乐观者正确，还是悲观者正确，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对比。本文先从历史的维度纵向剖析，下篇再做横向分析。
纵向角度可以从毛泽东领导中共建政时的国际环境说起。这一时期，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共政权建立到中苏翻脸之前。当时的国际社会分裂为美苏两大阵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权只能"一面倒"，投入到苏联领衔的社会主义阵营怀抱。在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际框架体系里，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代表了苏联利益）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整个西方世界都是中国眼中的敌人。从1950年开始，中国还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军进行了三年朝鲜战争，东西方的敌对情绪被推向高峰，中国当时的国际环境绝对比现在要恶劣百倍。
第二个阶段是从中苏翻脸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苏翻脸后，在中美关系尚未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和苏联在新疆和珍宝岛等地发生了系列军事冲突，和印度在西南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苏联在包括蒙古在内的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施加极大战略压力。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可谓是真正的强敌环伺，不仅被资本主义阵营隔绝，也被社会主义阵营孤立，不过幸好当时有第三世界独立革命的兴起，中国趁机勒紧裤子对外大把撒钱收买人心，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中国被"抬进"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在此期间在东南亚等地输出革命，也给自身带来极大被动，成为后来东南亚国家政府排华的政治基因。
第三个阶段是从中国加入联合国到中美建交。 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中美两国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方面，急需摆脱前苏联带来的战略压力，打开和西方交往的大门，美国方面，也要借助于中国来遏制前苏联全球扩张给美国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中美双方在遏制苏联扩张上的共同战略利益超过了双边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两国被冰冻了二十多年的关系松动，两国高层抓住机会，摆脱感情因素，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反覆磋商和谈判后，终于在1978年12月15日宣布于次年元旦建交，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的敌对状态。
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日历，也因为毛泽东等人的去世和华国锋等人的边缘化，进入了邓小平时代。因为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期，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是在此前后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开始，中国才开始真正被西方世界作为国际政治上的一极而广泛接受，其实质意义要远大于加入联合国的象征性意义。
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外部环境以苏东剧变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为分水岭，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在中美建交到苏东剧变前的第一阶段，因为中美双方要共同应对苏联扩张带来的战略压力，双方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等各方面的蜜月期。美国当时除了向中国成建制出售用于高原山地作战的"黑鹰"直升机外，还有大量未经披露的军事交往记录。中美双边关系，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在此期间因为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相处得都非常舒服，中国和以苏联爲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却因此而矛盾重重。
但是，前苏联的倒台，使中美双方共同面对的战略敌人消失，中美在意识形态和人权经贸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开始显露。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突然走向对立，后经双方付出努力，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中西方虽然关系趋向和缓，却再也难以回归到苏联倒台前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战略敌人倒台后，中美双方能在以后近三十多年历经江泽民、胡锦涛等两代领导人，能克服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海南撞机事件等突发事件并继续发展，乃至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成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突显了中美双方高层极其难得的政治定力。在此期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引入了互联网这个新鲜事物，这两件事对中国的影响都久而深入，享受着全球化红利和网络便利的人们可能很少会考虑，如果当局当时没有采用"拿来主义"大胆引进这些东西，今天的中国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在此期间，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处理上，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主张。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也因此而有融洽表现，当然越南除外。中日关系，因为双方领导人的默契和中美关系的影响，虽然开始有围绕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在内的争吵发生，但大体还算平稳。中韩也在此期间建立外交关系，双方经贸往来起步虽晚，但是发展却极为迅速。
中美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在此期间的经贸关系在稳步前进的同时争吵也开始发力，双方在人权、知识产权、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矛盾也在积累。
随着苏联解体倒台和东欧剧变，前苏联作为战略敌人对中国的威胁消失，中国和俄罗斯、中亚、东欧国家的外交关系建立，包括后来的金砖国家，关系也更加巩固。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矛盾开始积累的同时，中国和这些国家交往提速，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应运而生，这些都是习近平接班后可以在外交上积极有为、大胆发挥应用的重要基础因素。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在过去二十五年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但总的来说，是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
一项政策的好坏，往往要放在该政策提出的时代来判断，对政治人物在其时代内提出的政策主张做出超时代要求的批评很没意思。就像最近一些年来，总有人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搞好关系提出批评，对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做出批评，这些批评就很不讲道理。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之所以能在今天获得如此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恰巧得益于这些政策的成功。
没有人能预见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会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领土领海的贪婪胃口，也没有人能预见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会在执行中会有所偏废，就像没有人能预见到改革开放会带来一些棘手问题一样。但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军事方面的巨大进步，已经给了今人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资本，也给了中国以亚洲和西太平洋区域为肇始，试图重构世界政治版图的雄心。
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国从中共建政以来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着如此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关系发展顺利，和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在加强交往，和周边的绝大部分国家都维持着良好关系，只是除了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三国，而在这三个国家中，中国和日本、菲律宾的关系又取决于中美关系，中越关系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中国手里。请问在历史上的哪个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今天这样的主动和优势呢？
对中国来说，唯一令人担忧的是中美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前已经多次撰文论述，因为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最主要矛盾，对于双方如何处理这对矛盾，笔者确实没有信心。一般而言，当谈到中美关系时，我们总是希望双方能"斗而不破"，能在斗嘴争吵和战略博弈的同时，强化作为双边关系底层基础的经贸往来和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需要共同承担的人道责任。但是，在这对主要矛盾主导下，在双方都有着相当浓厚的爱国主义情调和民粹主义氛围下，经贸关系和双方要共同承担的人道责任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中美两国会不会走向战略对抗，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预见和掌控能力。
要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中美关系。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和西方世界及不少周边国家的关系，都从属于中美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譬如中日、中澳、中欧、中加关系，甚至于包括中俄关系、中韩关系，以及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中美关系还和中国与内政和领土主权完整等在内的核心利益密切联系，如果中美关系走向对抗，很多潜伏的问题如两岸关系、港澳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都会浮出水面，会更为棘手。对于这些，中国都要做好准备。所以，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能不能恰当处理好中美关系，使双方在战略博弈中平稳顺滑的完成对接，对双方而言，尤其是对中国而言，会是个极大考验。我当然希望中国能经受住这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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