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为
新土改概念刺激股市大涨。耕者有其田，中国人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新土改，真要让国人重温土地梦吗？
我们来回顾一下土地制度沿革。按照出现的先后次序，世界上土地所有制可分为三大类：国有制、封建制、私有制。
国有制最原始，国家军队占领哪里，哪里就归国家所有。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井田制属于国有制，曹魏屯田也是土地国有制，土地国有制容易出现在人口密度低，土地抛荒严重的时代。
沦陷前的中国人对土地国有制已经非常陌生，不过广东人有个近距离的样板可参照。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本来是当地农民的土地，英国军队从满清手中割得自后，将土地所有权强行划归英国王室。香港的土地国有制唤醒了中国人对井田制的遥远记忆，陈炯明曾经以井字旗取代青天白日旗。
国土大得守不过来，国王就切块分封给子侄或功臣，受封者与国王分享土地所有权，这是封建制。商代是不是封建制存疑，周代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在世界史上都具有典范意义。除了分封之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小国君主为保境安民，主动向大国俯首称臣，接受封号，比如琉球、暹罗、越南、朝鲜、蒙古、缅甸、尼泊尔与清朝的关系，一般称作宗藩关系，实际是一种特殊的封建制，互相确认地权，避免争夺土地而开战。诸侯的继承和土地转让，须经宗主国君主许可，至少名义上这样。十七至十九世纪，除了日本和菲律宾，名义上东亚全部和中亚大部，都是满清领土。
周代是典型的封建制，汉、唐是混合所有制，五代以后，中国的君主和政府在彻底丧失了土地支配权，土地私有制牢牢确立了主导地位，一千多年不曾动摇。相比佃农，自耕农更愿意投入精力改良土地，以提高单产。中国出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细农耕模式，所以依托的制度基础就是土地私有。
许多西方理论家，或者崇拜西方的中国理论家，睁着眼睛瞎说：假如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一定会发生土地兼并现象，大多数农民沦为无地佃农。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千年实践表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每次朝代鼎革之际，因战乱会发生军阀、豪强兼并土地的现象，平成日久，大地主会变得越来越少，土地规模越来越小。人口繁衍是原因之一，更主要还是小农经济比租佃经济效率更高。
土地私有制为何最早出现在中国，而不是欧洲？
因为欧洲封建制中缺乏宪政安排，而中国早有准备。欧洲封建君主既是大地主，又是总司令，打仗为了收租，收租为了打仗，不打仗闲得慌。欧洲封建贵族实行长子继承制，次子以下唯有凭军功从国王那里获得封地，或者献身教会，不婚不育，鲜有人屈身当佃农，那有辱门庭。国王要获得新的国土才能满足广大贵族子弟的殷切期望，加上金融寡头的怂恿和宗教狂热分子的挑唆，纵观整个欧洲封建时代，总是有打不完的仗。
人并非天然嗜暴，但封建制下的贵族，倾向嗜暴，东西方原本都一样。有人从近代日本人身上看到尚武精神，其实那才是封建残余。中国的封建制不一样，归功于周公的改造。周公制礼作乐，尽力抑制封建制的暴力因子。让嫡长子独掌祭祖权，旨在强化继承顺位，避免国家领土因诸子均分，而分崩离析，借助仪式的神圣性，打消诸子的侥幸心理。让其余诸子分得少量土地，另立家祠，避免他们生计无着，沦为不稳定因素。随代际和人口递增，爵位渐次降低，土地逐渐缩小，最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平民。周公制礼作乐与现代宪政，制度安排上有差异，精神完全吻合。
秦汉大一统，中国并没有丢失宪政传统。所谓皇权专制，不同于封建社会也不同于极权社会，朝代兴替，统治者只争夺的是征税权，公共治理权，不影响国民的土地所有权。而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争夺的是土地所有权，亦即财产权。这是被现代史学家忽略的差别，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自古就是宪政社会。
宪政是因，土地私有是果。五代以前，土地私有制没有确立唯一地位，并不是国家可以随便剥夺国民的私人土地，而是因战乱或者灾害，人口流失，国家手里掌握大量无主土地，可以从容授予民众。五代以后，只有边疆才有这样的好事了，所以土地私有牢牢确立。宪政不仅催生了高效的土地私有制，而且催生了科技繁荣。工业化之前，全世界六成实用技术出自中国。
1949年，中国告别两千年多年宪政传统，土地随即不再私有，大饥荒接踵而至。千年农耕文明变成人吃人的社会。
新土改承载了宪政理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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